瞿秋白非常欣赏克鲁泡特金的一句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所以，当五四风潮来临时，他一反历来埋头书斋的文弱气质和内向性格，在超强度的体力支出和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奔波于街头，联络、组织、演讲……
瞿秋白曾说：“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郑振铎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
这一年，瞿秋白在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这也为他在以后选择走上政治之路打开了一条通道。
瞿秋白除了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外，还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作品。1919年9月15日，《新中国》第一卷第5期发表了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这是他的第一篇俄文翻译作品。此后，他陆续翻译了果戈里的几篇作品，以及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
此间，他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不签字后之办法》，发表在1919年7月17日北京《晨报》。文章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此文相当于现在的时事评论（政论），对现实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文章分“政府所应办者有三”“国民所应办者有六”“学生所应办者有三”等三部分，联系当时社会现状，就政府、国民、学生三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文章指出，“对德方面……对德取消交战状态……同时声明山东之解决，中国另行提出与英、美、法、日讨论时与德国无涉。”“对协约国方面……切实与各协约国磋商，请各国正式表示认可之意，将来国际联盟开会时多一根据……”“对日本方面……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抵制日货，坚持勿懈。”
分析瞿秋白的语言风格：一是评论一针见血，击中问题要害。作者紧扣国内外关注的大事要事，抓住问题本质所在，要言不烦，直击要害。作者提出的几点，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没有空发议论。二是条理性强，针对性明确。从对德、对协约国、对日本等三方面展开分析，最后呼吁从国家与个人两个层面着手行动。
同年11月，他和郑振铎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讨论劳工运动等问题，旨在“尽力于社会改造事业”，并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瞿秋白呼吁各国的留学生以及华侨华工：“亟宜组织通讯社……并可激发国外舆论，冀博取英法各国之同情，或可挽救于万一。”针对国内学生则倡导：“各地学生联合会宜多出书报，厉行研究外交与政治，为社会工作提供指导。”他鼓励组织通讯社、创办报馆、多出书报，极为重视宣传工作。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从这里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是瞿秋白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认识到了自己该干什么，今后向哪里去。所以到了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报道世界各国的真实形势，决定派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等国，瞿秋白应聘《晨报》，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俄国采访报道。他说：“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
从此，瞿秋白开始了自己漫长的风雪之途，也开始了政治人生的艰难跋涉。
（作者：周二中。来源：《党史信息报》2023年7月19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