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石门集中营里的地下斗争
时间：2020-10-12 10:28:35文章来源：
石门集中营位于现今石家庄市区平安公园一带，抗日战争时期，是日军在华北设立的关押、训练战俘并向东北、日本输送劳工的机构。集中营里的战俘、劳工们遭受着日军残酷奴役和蹂躏，从事着繁重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集中营管理严酷、死亡率极高，被称为“人进鬼出的阎王殿”。
不屈的共产党员和战俘劳工，为了反抗敌人的奴役和虐待，多次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同敌人斗争。当时，在集中营里形成了两支共产党的力量，一支是以冀南第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党员干部，另一支是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党员干部。这些党员干部思想觉悟高，其中有一些老红军，不仅立场坚定，而且斗争经验丰富。他们一进集中营，就积极了解情况，筹备成立党的组织。
原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被捕入营后，联系了10余名抗三团的党员，秘密成立了党的支部。因成立是在6月1日，遂定名为“六一特支”，谷自珍任书记。支部成立后很快将几十名原抗三团的被俘人员团结在了自己周围。原冀南第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在1942年反“扫荡”时被捕，他联系几名共产党员成立了党的“同情小组”。后在“同情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了“六一八支部”。在开展活动中，王泊生和谷自珍取得了联系，经协商决定，两个支部合并，称“六月特支”。由王泊生任书记，谷自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宣传委员，有党员20多名。
这是一个特殊的党组织，组织与党员之间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后来随着人员流动，一些新入营的党员干部被吸收进来，最多时该支部党员约百余人。
“六月特支”斗争的总方针是教育群众，团结对敌，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基本任务是对党员(尚有部分党员未进入支部)群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和形势教育，坚定革命立场，树立抗日必胜信心；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政策，揭露日军的反动本质和欺骗行为；在可能条件下，开展对敌破坏活动；寻机与营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在管教人员中开展工作，利用日军向外输送劳工的机会，向外输送党员、干部的力量；慎重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在“六月特支”的活动下，集中营里的政治气氛开始发生变化：集中营的墙头上、厕所里不时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等标语；每天点名抵制喊反动口号，只张嘴不发音，或把“消灭共产党”变成“拥护共产党”，“打倒八路军”变成“壮大八路军”等。每晚收工回来，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讲“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戚继光平倭寇”等故事或交流运用策略整治敌人的经验。
“六月特支”还通过争取过来的伪军战俘管理人员、同情劳工的朝鲜翻译，保护我方未暴露身份的军、地领导干部，通过改口供、编造假身份、假病历等方式将他们送出集中营。
1942年6月到1943年，是集中营里党的工作最活跃的时期。除集中营的教育科外，党的工作和影响已经深入到其他所有科室，有的科甚至完全为我所控制。共产党员可以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一些新入营的战俘党员很快与“特支”接上了关系，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一些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受共产党员的影响，表示将来要到根据地去。
“六月特支”之所以能牢牢地掌握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开展工作，是与管理科室内隐蔽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组密切配合分不开的。他们借机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安插到石门集中营，同时解除了一些可靠干部的战俘身份，让他们在集中营担任教官、助教、职员，组成了一个潜伏在战俘集中营里，受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冀中第六军分区和冀中公安局多头领导的党的地下工作小组。
在集中营经常有成批的人被送往外地当劳工，“特支”领导成员也因外送劳工，及时进行调整和补充。自谷自珍、王泊生之后，赵秉钧、李振军、朱韬、石岩等先后担任特支书记。另外，每走一批劳工，“特支”事先就知道了名单，便在出发前把其中的党员组织起来，根据党员多少成立支部或小组。同时布置任务，途中能跑则跑，无论谁回到根据地都要向党组织汇报集中营和“特支”的情况，请求派人领导和指示。跑不掉的到达目的地后，尽快在群众中扎根，积极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开展斗争。从石门送往各地的战俘劳工在当地先后建起了党的秘密组织，如本溪茨沟支部、本溪柳塘支部、阜新新邱特支、阜新高德特支、日本北海道党小组等。“六月特支”像一架播种机，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到了华北、东北乃至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