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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三七:赞皇农民“三七”请愿斗争

时间:2022-03-23 16:26:26文章来源:

  20世纪30年代的赞皇,地瘠民贫,广大农民群众饱受苛捐杂税和地租高利贷盘剥,生活困苦。1931年又遇灾荒,农业歉收,许多农户家已无隔夜粮。国民党县政府不顾百姓死活,在临近年关之际加征粮钱,每亩地平均加征2角5分。贫苦农民为此怨声载道。

  为此,中共赞皇区委按照特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借此唤起民众觉悟,发动农民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赞皇区委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于1931年底在吕庄村召开区委会议,决定在群众中公开提出“反对封建剥削,反对国民党不抗日”的口号,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并将斗争时间定在1932年3月7日(农历二月初一),借县城集日,发动组织群众进行请愿示威斗争。会后,通过党员秘密串联和散发传单等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利用教师联合会、平民夜校等阵地,公开在群众中进行发动。这样,区委的决议便在群众中迅速传播开来,得到热烈拥护和响应,特别是城南乡的50多个村庄的贫苦农民普遍被发动起来,群众情绪异常高涨。

  为确保斗争获胜,根据直中特委指示,区委又于1932年2月中旬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40多名党员一致通过了区委关于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斗争的决议,提出取消度量衡捐款、清算平民工厂账目和免去苛捐杂税等请愿条件。会后,各乡村党员又进行了分工,以村为单位进行组织,每百人编成一个中队,每20人编成一个小队,由党员分头领导。至此,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1932年3月7日上午,几十路请愿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县城前进,齐集在县城南关的大广场上。共产党员董月三向群众作宣传动员,广场上数千人群情激奋,高喊着“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国民党不抗日!”的口号,浩浩荡荡向国民党县政府进发。县长周维垣迫于压力,出面与群众谈判,他满口应下所提条件,想以口头应允的方式敷衍群众。但是,当代表们喊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要求他立即出告示并加盖官印时。周维垣却借口拿印一去不复返。局面僵持了两个多小时,区委当场召集各村代表紧急开会,研究对策。正在这时,饶羊村的农民代表陈景怒不可遏,顺着电线杆跳上了县政府围墙,一部分群众也越墙而入,打开了县政府大门。请愿群众像山洪暴发一般涌进了县政府。早有准备的反动当局凶相毕露,立即出动全副武装的警察和手持大刀的打手,向暴动农民扑来。请愿群众毫无惧色,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英勇搏斗。

  混乱之际,县保卫团的一个班长,因和周维垣的堂弟周维恒有私仇,趁此机会开枪将其打死。反动当局借口群众开枪杀人,即令警察开枪,当场打死打伤群众十余名,又强行抓捕了高忠、陈景、张大丑等十几名群众代表。这时,保卫团将城门紧闭,又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抓捕请愿群众300多人。3月17日,国民党赞皇县当局为杀一儆百,镇压群众的反抗,将被捕的共产党员高忠杀害。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抗捐反摊派斗争,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

  “三七”请愿后,赞皇国民党当局急邀元氏县保卫团来县支援,半个月不敢开西、南两个城门(参加请愿的多数是城南乡的群众)。国民党河北省长王树常在《河北政报》上惊呼:“赞皇县小难训”。为缓和群众高昂的斗争情绪,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周维垣调离赞皇。周离县时群众于城东门外烧纸焚香,以送“瘟神”。

  随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下令通缉傅贯一、董月三、张适如及其他8名党员群众,并把赞皇划为“赤区”,扬言要调重兵血洗赞皇。白色恐怖笼罩全县,迫于形势,傅贯一离县赴中共直中特委汇报工作,被留任为特委秘书长。党员董月三、张适如、傅晓昙、胡贡九等先后离县出走外地,党的活动暂时消沉下去。

  “三七”请愿斗争,是直中特委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请愿斗争,它在直中地区农民斗争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显示了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的强大威力。事后,中共直中特委书记李嘉年(黎玉)详细调查了赞皇人民反对加征钱粮银捐的情况,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写成文章,刊登在党内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