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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行山走出的共和国首任核司令——张蕴钰

时间:2022-12-02 10:30:10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河北党史”


 
  鏖战太行

  张蕴钰,1917年出生于河北省赞皇县。七七事变后,正在家乡读书的张蕴钰毅然中断学业参加了八路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赞皇县游击队队长,平汉游击队副大队长、独立团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第一游击支队司令部军务股股长,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训练参谋、第七团副团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十三团副团长等职,参加了清河、马岭、大陈庄、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

  1940年3月,时任晋冀豫边区纵队七团副团长的张蕴钰,率部于赞皇北部山区阻敌,以步兵武器击落日军战机,创造了太行抗战的奇迹。战斗结束后,他向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政委黄镇汇报了飞机被击落的经过和现场情况,黄镇高兴地说:“战士们真了不起,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步枪打下飞机,在太行山还没有过哩!”消息传出,极大地鼓舞了冀西抗日军民。以此为标志,冀西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更加活跃而有力,为开辟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张蕴钰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安次第二十五小组中共代表。1946年7月29日,美陆战队约百名,乘卡车由天津至北平,行至河北香河县安平镇,与我冀东军区五十三团发生遭遇战,双方均有伤亡。此即当时震惊国人的“安平事件”。时任太行一分区参谋长的张蕴钰,作为中共代表参与调处事件。张与美军代表唇枪舌剑,辩才锋利,引人瞩目。电影《停战以后》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创作的。国共大战爆发后,张蕴钰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七旅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副参谋长,参加了淮海、渡江、两广、挺进大西南等战役,指挥部队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突破长江防线。

  指挥上甘岭战役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张蕴钰率部入朝作战,参加指挥了第五次战役大水洞战斗和上甘岭战役。回国后,任新中国首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基地司令员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蕴钰文韬武略,足智多谋,工作严谨,统筹有方,组织出色,指挥果敢,胸襟开阔,顾全大局,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生活俭朴,严于律己。

  张蕴钰能参善谋,被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称为“最放心的参谋长”。秦基伟晚年回忆,十五军在上甘岭战斗之所以打得好,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战斗前在守备阵地上筑了一座地下“坑道城”。这是秦基伟顶住不同意见的干扰,坚持己见,“一意孤行”的结果。秦基伟回忆:“我同张蕴钰和师长们交换意见,他们也是这个看法。当时反对挖坑道者议论很多,张蕴钰则真正理解准备打大战的思路,力排众议,坚定支持,并将这一巨大的筑城工程实践完善。”

  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张蕴钰三上上甘岭,为十五军决策作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冒着枪林弹雨,和师团指挥员一起察看地形,选择运动与攻击道路;和机关干部共同研究如何支援坑道斗争;和炮兵部队商量确定炮火配置。面对前所未有的伤亡情况,他向秦基伟提出了适时放弃表面阵地,转入坑道战斗的建议。秦基伟十分赞赏,当场拍板,一锤定音。而后,张蕴钰被指定前往德山岘负责统一指挥。有军史专家认为,张蕴钰的建议,是十五军在上甘岭大战中由战术性反击转变为战役性反攻的指导性思路,也是该战役由被动挨打转变为积极出击的关键一环。

  原子弹基地司令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红色共和国成立不久,世界上反华排华的恶浪甚嚣尘上,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采取长期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甚至是核威胁。为了打破核垄断、核讹诈,党中央、毛泽东做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1958年5月22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全面部署下,就研制核弹问题专门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成立研制机构、建立核试验场等工作随之紧锣密鼓地展开。

  曾在朝鲜战争中以上甘岭战役而闻名于世的十五军任参谋长,时任驻防大连的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经陈赓大将推荐,担负起了建设共和国核试验基地的重任。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建设核武器试验靶场,不久,张蕴钰被任命为靶场主任,1961年2月改称基地司令员。

  张蕴钰是共和国第一任核司令,领导了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建设。他把战争年代积累的指挥经验灵活地运用于核试验的组织工作上,将自己辉煌的人生篇章书写在罗布泊这块被人称之为“死亡之海”的白色土地上,为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创新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58年10月2日,勘察大队队长常勇陪同张蕴钰乘火车去了敦煌。到达驻地后,张蕴钰详细察看了苏联顾问对核试验场的设计之后感到十分地震惊,他怎么也不理解: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试验场为什么只能试验2万吨级的原子弹?

  随后,张蕴钰专程来到北京,在陈赓大将召开的办公会上,汇报了敦煌场区的情况,提出了重新建场的建议。经会议反复研究,最后同意了张蕴钰转场的建议,并把新场址初步定在罗布泊地区。

  1958年12月18日,张蕴钰、张志善和史国华等人飞抵乌鲁木齐,准备穿越戈壁滩在新疆罗布泊附近另寻新的试验场区。梦里寻他千百度,戈壁深处有人家。张蕴钰向万毅副部长报告:“罗布泊是核试验的风水宝地。”

  1959年5月下旬,张蕴钰率领刚刚组建的5万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罗布泊。这是继王震部队之后,新中国史上军队又一次大规模开赴西北边陲。不闻连天号角,没有金戈铁马,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新中国军人将在千百年前经历过血与火浇铸的古战场上,静静地拉开铸造核盾牌的序幕。

  在经济困难、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民族的自尊心、历史的使命感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5万大军在张蕴钰的带领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于1963年12月底完成了核试验场的所有建设。公路、机场、地下工事修筑齐全;指挥、通信、监控、检测、观察等设施均建成并测试完毕;102.438米高的铁塔也庄严地矗立于戈壁之中,只等着与“神弹”拥抱。

  1964年10月14日,硕大的原子弹被稳稳当当地吊升到爆心铁塔的顶端,静静地等待着施展雄风的时刻。当天下午,国家首届核试验委员会在试验场指挥所召开全体会议,总指挥张爱萍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庄重地宣布:10月16日15时核爆炸试验准时进行。

  10月16日清晨,高擎着原子弹的铁塔周围数公里范围内万籁俱寂,各部队、各参试单位均已撤至安全地带。孤独的风呜呜地缠绕于飞机、坦克、火炮等效应物阵地,茫茫戈壁似乎又一次在感受着战前的宁静。当天上午,张蕴钰带领原子弹研究所所长李觉、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朱卿云和安装技术人员一起,完成了原子弹引爆装置的最后安装,并最后一个撤离爆心危险区。

  12时前,各种指挥、控制、监测等设施完成了最后一次严格、周密的调试。各个岗位均进入了一级待命状态。15时整,随着异常清晰的“10、9、8……4、3、2、1”倒报时的结束,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滚来一阵雷鸣般的巨响。当腾空而起的巨大火球映入张蕴钰的眼帘时,防护墨镜后的双眼涌出了两行积蓄已久的热泪。

  罗布泊不再是“死亡之海”,而是共和国的新生土地,中国人民在这里树起了一座崭新的国防尖端技术的里程碑。兴奋之时,张蕴钰思如泉涌,当即吟诗一首:

  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巨龙,飞笑融山崩。

  呼成功,欢成功,一剂量知数年功,敲响五更钟!

  1975年10月张蕴钰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再次领导核试验工作。他先后在西北戈壁艰苦奋战十几个春秋,直接参与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次“两弹结合”、第一颗氢弹和多次空爆、地下平洞核试验等试验任务,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科技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显著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1965年5月30日,张蕴钰作为新中国一、二次核试验有功人员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文化大革命”中,张蕴钰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核试验基地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竭力保护同志,关心知识分子,与各种干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保证了部队稳定和试验任务圆满完成。

  朴素家风

  张蕴钰之子张旅天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说:“父亲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他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言传身教,一个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无私奉献,一个就是干干净净、两袖清风。”

  张旅天入伍时在基层连队干了七年,父亲从来没有跟部队打过半声招呼。“就是一名普通战士,有一次核试验施工塌方我被活埋了,战友抢救得快给我挖出来。我们基本上没有那种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一直都是靠自己干,也是以父亲的形象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

  “童话大王”郑渊洁是张旅天的“发小”,他曾经这样在书中描写张蕴钰的家风:“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春节,我去看已经离休赋闲在家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将军穿的棉袄的肘部竟然露出了棉花,而他刚刚向老家捐献了4500元钱济贫。张蕴钰将军的儿子曾对我说,他爸几乎从不让孩子使用他的专车。”谁能想到这个穿着破棉袄、子女沾不到光的“老头儿”,曾经是上甘岭战役的重要指挥员,也是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功勋级人物。

  2008年初,张蕴钰因患呼吸道感染住进了北京301医院。这一年基地成立五十周年,在病床上,他让儿子张旅天记下对基地的祝贺,前几句是:“马踏西陲,兰花问早,精心梳妆五十年,神韵世人晓。”这四句的第一个字合起来就是“马兰精神”,这蕴含着深深感情的藏头诗成了诗人将军的绝唱。

  2008年8月29日,中国核试验事业的重要开拓者、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与世长辞。他不愿给组织和任何人添麻烦。按照他的遗嘱,去世后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骨灰送回赞皇老家,撒到太行山上。将军又回到了他最初战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