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在上海他同蒋介石就分共问题进行了密谈，但没有达成公共协议，其中的原因有：
首先，汪精卫并不真想和蒋介石合作。当时的情形，国民党内阵营相当分明，武汉与上海已势不两立。在这二者之间，他选择武汉，而非上海。蒋汪密谈时，蒋介石试图说服汪精卫留在上海与他共同反共。而汪精卫此次回国已有了自己的选择，任凭蒋之拉拢和引诱，他是不为所动的。他之所以要靠拢武汉是因为：
他觉得武汉方面大党权的正统性会使其后的政治生涯有更为可靠的凭借，相反，在蒋介石阵营中，当一名“空头领袖”是极不稳定的，自己如同蒋介石合作，只能成为其傀儡。汪精卫此时刚从海外归来，还未亲身经历和体验到共产党人对他权力的直接威胁，甚至没有必要让自己去承受“破坏统一战线”的责任。
其次，汪精卫一面在上海“敷衍”蒋介石，一面积极向武汉中央政府靠拢，寻求武汉方面的支持。4月5日，汪精卫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联名发表了“中国国共两党合作之旨”的宣言。汪精卫这样做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取得国民党左派势力和共产党人控制的，并有共产国际支持的武汉中央政府的完全信任。汪精卫在《宣言》中称：“中国国民党的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中国国民党的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总理的联共政策”，这正是汪精卫主张国共两党继续合作的公开表示。汪精卫的这种表示，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大骂汪“狗不如”，叫汪精卫滚蛋。在这种情况下，4月6日，汪精卫不辞而别，离开上海。
最后，汪精卫要实现其政治野心，巩固自己的政权，那么同共产党继续合作就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必然拒绝同蒋介石合作。本来，汪精卫对于同共产党合作，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和理论的。他曾说：“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劳工专政，且据本人看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宜长久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联俄容共政策，也是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策”，与“联段、联张”（段祺瑞、张作霖）一样，不具有“长久的时间性”。“时代环境变了，政策就不能不变”，国共两党“一个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总不能永久合作一起”。但是，现在为了巩固自己在武汉政府的领袖地位，铲除自己的威胁——握有重兵的蒋介石，就必须取得苏联支配下的共产国际的支持，必须同共产党继续合作，利用共产党来消除自己的敌手。
由此可见，汪精卫从国外回来，早已盘算好了怎样夺取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地位，因此“蒋汪上海密谈”不会有什么协议，只能是不了了之。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韩广富、曹希岭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