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是党的初心使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为把党的初心使命贯穿于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为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见证，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本文通过对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着眼探索人大制度的初心使命，以期在新时代更加自觉地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更加全面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坚定地增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心和决心。
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是党的初心使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任何一个伟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条件。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也同样如此。这次大会，既是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时代产物，也是理论深化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正如董必武在大会开幕时指出：“崭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是二十世纪政治上的特色。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正适应了二十世纪是人民的世纪这句话。”
第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理论的重大实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质上是代议制，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只有使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代议制理论，他提出，“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成‘工作’机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坚持把马列主义政权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深刻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更好解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个重大命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一大宣布“建立劳动者的国家”，二大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在纲领中的这些要求，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把党的初心和使命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紧紧连在一起。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并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再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党领导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指导，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第二，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是探索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历史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围绕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建立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先后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但都没有改变国家一盘散沙、人民苦难深重的局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一开始就肩负起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让中国人民得解放的历史重任，并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建立起不同的初级政权形式。大革命时期，党领导成立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市民代表会议，是党进行政权建设的最初实践。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浙江萧山农民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彭湃在广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等。这些革命实践，为党积累了初期的建政经验。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按照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根据地成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开辟了人民政权建设的新纪元。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了“三三制”的参议会制度，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政权的组织形式，开始由参议会向人民代表会议过渡。1945年10月，陕甘宁边区规定“改乡议会为乡人民代表会议”，开启了人民政权建设的新模式。1947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的指示信，要求在土改中，应使解放区政权自下而上地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948年，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重大实践应运而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前以“人民代表大会”命名的最高层次的区域性权力机构，为维护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创造了重要政权保障。
第三，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开拓前进的实践要求。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条件越来越充分。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责成筹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此时，中共中央探索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思路日渐清晰和明确，并决定从华北探索一条在全国执政的经验之路；经过土地改革的洗礼，分得土地的华北地区广大翻身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在经济上获得独立的农民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更加坚定了对我们党的高度认同，毫不犹豫跟党走。同时，各解放区政权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广泛开展，为建立统一的民主政权积累了宝贵政治经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党领导人民胜利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管理国家的历史任务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迫切愿望高度契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顺应人民呼声、带有河北标签的政治成果。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为了保卫新政权，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感人场面，涌现出一大批支前模范，党群关系牢不可破，血肉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优势。
二、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为把党的初心使命贯穿于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力量，有着强大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由党的初心使命决定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华北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党的初心使命付诸于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重大实践。
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保证了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设计，党的初衷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一制度付诸实践的重大行动。来自社会各界的542名（选出598人，当天出席542人）代表，充分反映解放区广大群众的民声民意，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有效行使人民赋予的各项权力。一是制定了选举办法，确定了区域、军队、妇女、少数民族等10种类型的代表，绝大多数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二是选举产生了政权执行机关，依法行使人民代表大会赋予的各项权力。三是行使了立法权，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颁布了《村、县(市)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村、县(市)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等一系列法规，切实以健全的法治体系维护人民权益。四是行使了监督权，听取审议了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并以有效的人大监督保障人民福祉。五是制定了具体程序和相关制度，如召开预备会，选举主席团；成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代表资格和议案；制定大会议事规程等，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以充分发挥。会议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代表选举制度、资格审查制度、政府工作报告及代表提案制度等一整套新型体制，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各项具体制度的基础。可以说，大会从会议组织、程序、功能等方面看，具有新中国建立后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特征，其中《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中的许多原则为后来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所沿用。
产生华北人民政府，建立了完备的人民民主政权。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阜平城南庄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和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之一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摸索积累政权建设经验，为建立人民共和国作准备。这既是中共中央当时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大会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光荣使命。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与我们党不同时期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各抗日根据地、东北人民政府等一样，都强调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延续性。但华北人民政府存在着历史特殊性，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准中央政权的伟大实验，是被作为新中国的雏形来建构的，它设立了秘书厅、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工商部、农业部、司法部、劳动部、财经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法院、检察院和银行等政府工作机构。“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考证，新中国成立后，华北人民政府的18位领导人中就有12人在中央政府任职，如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副主席杨秀峰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司法部部长谢觉哉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高效的华北人民政府运作，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董必武指出，华北人民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正规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1948年11月18日颁发的《华北人民政府办事通则》，使政府机关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建立起完整而高效率的政府运作体制。第一，在华北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督机构，监督、检查、检举并处分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违法失职，并防止和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建立每年旧历正月初旬村政大检查的制度，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奖励模范，批评或处罚失职贪污及其他不法分子；切实整顿机关组织，严格行政纪律，提高各部门行政效率。第二，厉行简政便民政策。规定在农忙季节，应全力领导组织群众进行生产，停开对生产无益的群众会议，停止对生产无益的各种运动；农闲季节，也必须照顾群众副业生产，不可无限制地开会“运动”；支前战勤必不可免，但应尽量节省民力，要求前方做到战时三兵一夫，平时五兵一夫的比例。第三，厉行节约，强调各政府机关要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发扬固有的艰苦朴素作风，一切用人、行政应从工作需要并根据财政的可能出发。这些探索实践，都是我们党带领河北和全国人民在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完成的，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和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进程，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掀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篇章。正如董必武在开幕词中所说，“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幅。”
三、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对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不仅在我党践行初心使命的伟大实践中留下了浓重的深刻印记，而且也为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见证，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来之不易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为保密和安全起见，大会对外宣称“石家庄生产工作会议”，并都在晚上召开。从酝酿筹备到胜利闭幕，在短短6个月时间里高效运作，一气呵成，圆满成功，完成了我国政权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大工作一度相当活跃，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人大工作基本陷入停滞甚至遭到破坏。自1976年结束十年动乱以后，我国人大工作迎来了新的转机，并不断完善发展。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巨大优势。它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是中国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适合中国国情，独树一帜、特色鲜明；它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使国家权力的产生、赋予、行使和监督有机地组织起来，科学有效、可靠管用；它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和广大人民息息相关，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制度好，国家和人民才能真的好。对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建立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切实在新时代把这一好制度坚持好、实现好、发展好。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是党带领人民在开启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确立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的成功实践，就是一部党带领人民在燕赵大地上演绎的政治史诗。我们党自从登上历史舞台，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对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及其组织形式进行了探索实践。无论是早期保定、张家口和京津地区的工人罢工、建立农民协会和工农兵政权，还是抗战时期建立参议会与抗日民主政府，再到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和华北人民政府，党对各个时期政权建设的领导，既体现为提出正确政治纲领与政策的政治领导，也体现为选派得力干部到人民代表机关和行政机关任职的组织领导。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党对人大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确保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八方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高实现形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确保国家权力、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纵观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河北的探索实践，虽历经多种形态的探索、演进、变化，但都始终坚持把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一系列条例，规定了投票选举的基本原则，充分保证人民选举权利。两大抗日根据地选举条例都规定，“凡在边区境内之人民，不分性别、职业、民族、阶级、党派、信仰、文化程度、居住年限，年满18周岁有公民资格者，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后，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有汉奸行为、破坏抗日、褫夺公权、边区政府通缉及精神病者，停止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边区参议员、县议员、区村代表，用直接、平等、普选制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之，沦陷区、游击区不能用直接普选者，用间接选举。”条例还就选区、竞选、当选、改选等作出了详细规定，为后来选举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借鉴。让人民掌握权力，由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长期艰辛探索中找到的民主新路。我们必须牢牢坚持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善于在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中拓宽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从机制和程序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更好地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实践探索，就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烙上了人民印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以参议会作为政权组织形式，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平山在土地改革中又创造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新的经验。毛泽东在总结这一群众的创造时，称它“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他说：“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河北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印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植根人民的好制度，也是最能体现人民性并最受人民欢迎的好制度。我们必须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着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系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