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墟中崛起：解放后的石家庄是如何快速做到“复工复产”的
时间：2020-04-10 15:17:38文章来源：
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经过六天六夜激战，解放了华北重镇石家庄。刚刚解放的石家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市委、市政府在党中央和华北局的具体指导下，紧密团结和依靠全市人民，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巩固了新生城市政权，恢复发展了生产，摸索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城市接管建设经验，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表扬。
高规格的待遇和配置
石家庄是我党在关内解放的第一座较大城市，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指示要在石家庄搞出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经验。
在中央的方针政策下，石家庄市被确立为晋察冀边区直辖市，市委、市政府直属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后改为直属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领导），按照省级建制配备干部，并从中央机关和各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到石家庄工作，任命了以毛铎为书记、以柯庆施为市长的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建立起来，为之后城市的恢复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稳定社会秩序
进城初期，党政军各机关发布安民告示，宣传党的政策。1947年11月14日，由柯庆施、郑维山、毛铎等联名发布了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联字第一号布告。19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工商政策的第一号布告。21日，新成立的市警备司令部又发出稳定社会秩序的紧急通知。从23日起，市公安局接连发出维护社会治安的第一、二、三号布告。这些安民布告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党的政策，起到了安定民心，稳定秩序的作用。
解放初期的石家庄，到处都是国民党军丢弃的雷管、炸药，甚至在区政府的办公室窗台上发现了遗弃的迫击炮弹引信，加之潜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特务间谍，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安全。
为此，市委、市政府迅速组建了由市委委员、社会部长陈守中为局长，以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举办的两个公安训练班的100多名学员为骨干的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以及公安局服务大队。在全市重点开展清查敌人残余组织势力、消除敌人丢弃的武器弹药等工作，并集中治理了妓院、烟馆、赌场旧社会“三大公害”，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协助解放军和民主政府镇压破坏分子，维持社会秩序。这些举措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接收敌伪物资，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
如何对待原有的工商业，是关系到石家庄经济能不能稳定发展的大问题。石家庄解放后的第5天，成立了以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黄敬为主任的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按照“保存人力、物力、财力，恢复生产，建设新城市”的方针，接收了国民政府和各种官僚资本经营的工商企业，并对报纸、电台、剧团、医院等单位进行接管和改造。在接管过程中，党和政府尤其注意保护人才，保留旧政权机构中的科技、管理人员，让他们发挥专长，为新石家庄的经济建设做工作。
对于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工商业者，则采取保护政策。起初，很多工商业者不了解党的政策，出现了恐慌情绪。他们有的大门紧闭，只留一个缝隙向外观望，有的干脆携款外逃。街道上冷冷清清，十分萧条。
鉴于这种情况，市委、市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领导和组织民族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
大兴纱厂是石家庄市最早建立的纺织厂，是石家庄著名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石家庄解放后，饱受战火摧残的大兴纱厂处在崩溃边缘。为了拯救大兴纱厂，市政府对其进行了接管，并从人、财、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帮助其恢复生产。1949年8月，为响应党的政策，市政府又将恢复生机的大兴纱厂发还私营，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一个重要范例。
位于大桥街的“乐仁堂”是石家庄很有名气的老字号药店。解放后，药店陷入掌柜出走、无货可售、关门停业的窘境。面对群龙无首的药房，药房伙计向所属街道干部提出返回天津总部的要求。这让街道干部左右为难，放他们走，药店可能就此倒闭，有违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不放他们走，石家庄无钱无货店铺也无法经营。经过反复权衡，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请示市委、市政府后，街道决定放伙计回天津总部。这一方法果然奏效，其中一个伙计回到天津后向总部说明了情况，得到总部的大力支持。总部任命他为新的药店经理，并向石家庄发了几车药品，让石家庄“乐仁堂”恢复了营业。
如此种种，让工商业者逐渐相信并信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石家庄解放后第3天，邮政通邮；电话于11月22日通话；电灯于12月20日通电；自来水于1948年1月5日送水。铁路和铁路大厂、汽车修理厂、棉织厂、铁工厂、制冰厂、面粉厂等主要工厂，都于1947年12月底陆续恢复生产，复工职工达3800余人，占解放前职工总人数的40％以上。
改进工作作风
在接管、改造和城市恢复的过程中，全市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注意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吃的是小米加咸菜，穿的是土布衣服，不计名利，不讲报酬；下基层，骑自行车或步行，工作雷厉风行。他们依靠这种作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共产党的良好形象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保证了党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但有一些进城干部不能正确看待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将人力车视为压迫穷人的工具予以取缔，造成干群关系疏远。还有个别人出现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的染上了腐化堕落的恶习。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在全市开展了多次整风运动，力求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认识，转变工作作风。
市长柯庆施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从思想上把过去的农村作风，转变为适合城市特点的工作作风，懂得绝不可只看到眼前片面的利益，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他亲自带头坐上人力车，在市中心中山路上“招摇过市”，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不小轰动。很快，一度绝迹的人力车再次出现在大街小巷，既方便了市民出行，人力车夫的生活也得到保障。
城市的柏油路面禁不起农村铁轮大车的碾压，为了保护路面，要禁止铁轮车入城。很多干部在感情上拗不过来，认为这是忘本。柯庆施等领导讨论决定：要往前看，往远处看，要着眼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不能在我们共产党手里摧毁了市政设施。最终说服了反对者，禁止铁轮车入城。
除此之外，市委、市政府还积极发展国营、公营经济，对手工业、工商业者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这些举措，都促进了石家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为党中央在西柏坡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在我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关键时期，石家庄对城市工作的探索积累了大批经验。1948年2月中央工委发文明确指出:“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工委二月十九日电所述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此后《人民日报》还报道了石家庄依靠工人阶级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经验。肯定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这是石家庄人民的光荣和自豪，在石家庄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高规格的待遇和配置
石家庄是我党在关内解放的第一座较大城市，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指示要在石家庄搞出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经验。
在中央的方针政策下，石家庄市被确立为晋察冀边区直辖市，市委、市政府直属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后改为直属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领导），按照省级建制配备干部，并从中央机关和各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到石家庄工作，任命了以毛铎为书记、以柯庆施为市长的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建立起来，为之后城市的恢复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稳定社会秩序
进城初期，党政军各机关发布安民告示，宣传党的政策。1947年11月14日，由柯庆施、郑维山、毛铎等联名发布了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联字第一号布告。19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工商政策的第一号布告。21日，新成立的市警备司令部又发出稳定社会秩序的紧急通知。从23日起，市公安局接连发出维护社会治安的第一、二、三号布告。这些安民布告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党的政策，起到了安定民心，稳定秩序的作用。
解放初期的石家庄，到处都是国民党军丢弃的雷管、炸药，甚至在区政府的办公室窗台上发现了遗弃的迫击炮弹引信，加之潜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特务间谍，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安全。
为此，市委、市政府迅速组建了由市委委员、社会部长陈守中为局长，以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举办的两个公安训练班的100多名学员为骨干的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以及公安局服务大队。在全市重点开展清查敌人残余组织势力、消除敌人丢弃的武器弹药等工作，并集中治理了妓院、烟馆、赌场旧社会“三大公害”，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协助解放军和民主政府镇压破坏分子，维持社会秩序。这些举措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接收敌伪物资，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
如何对待原有的工商业，是关系到石家庄经济能不能稳定发展的大问题。石家庄解放后的第5天，成立了以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黄敬为主任的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按照“保存人力、物力、财力，恢复生产，建设新城市”的方针，接收了国民政府和各种官僚资本经营的工商企业，并对报纸、电台、剧团、医院等单位进行接管和改造。在接管过程中，党和政府尤其注意保护人才，保留旧政权机构中的科技、管理人员，让他们发挥专长，为新石家庄的经济建设做工作。
恢复生产的焦化厂
对于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工商业者，则采取保护政策。起初，很多工商业者不了解党的政策，出现了恐慌情绪。他们有的大门紧闭，只留一个缝隙向外观望，有的干脆携款外逃。街道上冷冷清清，十分萧条。
鉴于这种情况，市委、市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领导和组织民族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
大兴纱厂是石家庄市最早建立的纺织厂，是石家庄著名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石家庄解放后，饱受战火摧残的大兴纱厂处在崩溃边缘。为了拯救大兴纱厂，市政府对其进行了接管，并从人、财、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帮助其恢复生产。1949年8月，为响应党的政策，市政府又将恢复生机的大兴纱厂发还私营，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一个重要范例。
位于大桥街的“乐仁堂”是石家庄很有名气的老字号药店。解放后，药店陷入掌柜出走、无货可售、关门停业的窘境。面对群龙无首的药房，药房伙计向所属街道干部提出返回天津总部的要求。这让街道干部左右为难，放他们走，药店可能就此倒闭，有违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不放他们走，石家庄无钱无货店铺也无法经营。经过反复权衡，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请示市委、市政府后，街道决定放伙计回天津总部。这一方法果然奏效，其中一个伙计回到天津后向总部说明了情况，得到总部的大力支持。总部任命他为新的药店经理，并向石家庄发了几车药品，让石家庄“乐仁堂”恢复了营业。
如此种种，让工商业者逐渐相信并信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石家庄解放后第3天，邮政通邮；电话于11月22日通话；电灯于12月20日通电；自来水于1948年1月5日送水。铁路和铁路大厂、汽车修理厂、棉织厂、铁工厂、制冰厂、面粉厂等主要工厂，都于1947年12月底陆续恢复生产，复工职工达3800余人，占解放前职工总人数的40％以上。
在战火中被毁的百货商场重建完工
改进工作作风
在接管、改造和城市恢复的过程中，全市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注意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吃的是小米加咸菜，穿的是土布衣服，不计名利，不讲报酬；下基层，骑自行车或步行，工作雷厉风行。他们依靠这种作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共产党的良好形象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保证了党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党员干部深入街区与群众座谈
但有一些进城干部不能正确看待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将人力车视为压迫穷人的工具予以取缔，造成干群关系疏远。还有个别人出现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的染上了腐化堕落的恶习。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在全市开展了多次整风运动，力求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认识，转变工作作风。
市长柯庆施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从思想上把过去的农村作风，转变为适合城市特点的工作作风，懂得绝不可只看到眼前片面的利益，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他亲自带头坐上人力车，在市中心中山路上“招摇过市”，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不小轰动。很快，一度绝迹的人力车再次出现在大街小巷，既方便了市民出行，人力车夫的生活也得到保障。
城市的柏油路面禁不起农村铁轮大车的碾压，为了保护路面，要禁止铁轮车入城。很多干部在感情上拗不过来，认为这是忘本。柯庆施等领导讨论决定：要往前看，往远处看，要着眼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不能在我们共产党手里摧毁了市政设施。最终说服了反对者，禁止铁轮车入城。
除此之外，市委、市政府还积极发展国营、公营经济，对手工业、工商业者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这些举措，都促进了石家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为党中央在西柏坡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在我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关键时期，石家庄对城市工作的探索积累了大批经验。1948年2月中央工委发文明确指出:“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工委二月十九日电所述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此后《人民日报》还报道了石家庄依靠工人阶级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经验。肯定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这是石家庄人民的光荣和自豪，在石家庄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