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追忆 1949年接收中南海
时间：2022-06-14 10:03:01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河北党史”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我曾参与了接收中南海的工作。我当时在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做统战联络工作，随齐燕铭、申伯纯、金城、周子健等从西柏坡赶赴北平，为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到北平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首先接收了中南海，并对中南海的一些建筑作了初步勘查。这件事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毕竟是一段记忆犹新的亲身经历。现记述下来，以使后人了解这段历史。
赶赴北平
1948年10月1日，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时刻，在辽沈战役的隆隆炮火中，我由河北平山县的中共华北局党校直属班调至设在石家庄花园饭店的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做统战联络工作。当时，交际处处长申伯纯一直在位于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中央统战部工作，主持交际处日常工作的是副处长高铁英。
1949年1月中旬，随着张家口、天津、塘沽等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进程也临近尾声。高铁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求交际处的所有同志即时投入到接收北平的准备工作之中。他还让大家清理个人卫生和物品，有条件的抓紧时间拆洗棉衣、棉被。他对大家说：“我们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走出了丛林山沟，要进城了，要去大城市接管旧政府建立新政权了，我们要给大城市的老百姓和旧政府的军政人员留下个好印象，尽快改掉不讲卫生和满不在乎的游击习气。”我那时还是个毛头青年，拆洗衣被的事干不来，只好用毛巾沾肥皂水把棉衣棉裤上的污迹擦了擦。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城防，北平和平解放。这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召见了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申伯纯、金城、周子健三位处长，要他们即刻行动，连夜出发到北平，为中央机关进京打前站。周副主席选派齐燕铭等人去北平打前站，是经过再三考虑的。齐燕铭早年生活在北京，毕业于中国大学，抗战时期曾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是党内不多的宏达博雅才子。1945年7月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时担任过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新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周子健是安徽人，1930年到北平读书，1937年赴延安，先后入抗大、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起，先后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科长、处长，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副处长、处长。申伯纯是北京人，早年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倾向革命后曾积极促成杨虎城联共反蒋。1941年被推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解放战争初期曾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任处长。金城是浙江人，1937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留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此后十年中任边区政府交际科长、处长，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是一位优秀的统战工作者。
当日，申伯纯接受任务后赶回石家庄布置工作。2月1日上午，他率领我们首发小组乘坐一辆卡车赶赴北平，同车的小组成员有：郭西（人事秘书）、陈群海（保卫干事）、钟农、刘光、郑亮和我。另外，申伯纯和郭西夫妇的两个孩子也和我们同车。交际处其他同志则在高铁英带领下分批乘火车进京。车过河北正定，我们到华北大学带上了沙里、常捷、武治平、武再生、郭原等15位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他们一上车，就给车上带来了青春的激情和活跃的气氛，一路高唱革命歌曲，向着北平高歌猛进。当天夜宿保定。由于了解到前面路况不好，次日只好换乘三辆马车继续前进，深夜在北平丰台火车站休息。2月3日晨，北平军管会派一辆卡车接我们进城。
周恩来的电报
我们进城那天，正值人民解放军在前门大街举行入城式。接我们进城的卡车在前门大街打磨厂胡同一家小旅馆停下，下车后我们与部分乘火车先到的交际处人员会合。在申伯纯处长批准后，大家稍加洗漱就赶着上街观看入城式。
一出打磨厂胡同就是前门箭楼，此时的箭楼已简单布置成阅兵台，城楼周围和前门大街两侧挤满了欢迎的群众。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部队从永定门方向源源不断地涌向市区，走在前面的是装甲车、坦克车、汽车和骡马拉的各种火炮，接着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部队，再后边是一队队扛着各种枪械的步兵。受阅部队入城后，从前门箭楼右侧通过，随即拐进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曾是一些外国列强的驻华使馆区，平津前线指挥部有意安排解放军在东交民巷走一走，用意深刻。北平举行的解放军入城式，不但震撼了全中国，也震撼了全世界。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就像是一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令，深深地激励着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为新中国、新政权的建设竭尽全力努力工作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2月3日凌晨，齐燕铭、周子健、金城连同随行的十几位民主人士也从西柏坡赶到北平。他们刚一下车喘息未定，周恩来的电报便追到了北平。在北平市军管会，叶剑英一见齐燕铭就把周副主席的指示转达给他，周恩来要求齐燕铭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中南海后来成为新政协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会址；而北京饭店则是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下榻之地。
齐燕铭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与军管会及北平纠察总队接洽，准备接收中南海。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新旧政权交替很不稳定，我方入城的地方单位和部队很多，隶属关系复杂，进城后铺摊子占房占地的现象极其普遍。为防止意外发生，齐燕铭得知申伯纯带交际处的人已到北平后，马上通知申伯纯到六国饭店接受任务并立刻安排当天下午到中南海办理交接手续。
中南海里第一夜
2月3日下午3点，我们观看完解放军入城式后，正在前门大街牌楼西侧的华北饭庄吃饭，从齐燕铭处回来的申伯纯对我和陈群海说：“你们俩马上去旅馆取行李，随我一同进中南海。”我和陈群海随即取来行李，上了申伯纯从军管会带来的吉普车，向中南海驶去。
车到新华门，见大门敞开并无军警守卫。我们沿南海西岸向北，径直驶达丰泽园大门口。下车后，见丰泽园门廊柱上挂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牌子。我们随申伯纯直接走进丰泽园的颐年堂大厅。这时齐燕铭已经先到了，大家见面后，齐燕铭让申伯纯立即找公园负责人谈话。申伯纯出去不大会儿，带进一位50岁上下的先生，他进来后毕恭毕敬地向屋里的人点头施礼。申伯纯高声向他宣布：“我们是北平军管会派来接收中南海的军管小组，我叫申伯纯，是军代表，这两位是陈群海和夏杰同志，其他同志随后就来。他们两人今天就不走了，请你给他们找两副床板，他们就睡在这里。”说完申伯纯将盖有北平军管会大红印信的公文交给了那人。那人静静地听完申伯纯的宣布后立即点头称是，并到屋外叫人去找床板，随后邀申伯纯到里屋谈话并办理交接手续。不一会儿，就有人为我们搬来床板和长凳，我和陈群海在大厅靠西墙处架起两张床，随即打开了各自的行李。接收手续很快办完了，申伯纯和齐燕铭将要离去。临走时申伯纯对我们说：“今晚辛苦你们了，明天会派郭西、郭原等同志来。你们是中央机关入住中南海的第一人，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住下后先初步摸一下中南海的情况，院里情况复杂，晚上注意安全！”说完他看了一眼保卫干事陈群海斜挎在腰间的手枪。
送走了两位领导，我和陈群海回到屋里。晚上睡觉前我们决定到外面走走。出了丰泽园大门，对面是瀛台小岛，北平的二月夜幕来得快，才下午5点天色已是一团暗黑，影影绰绰地只能看见岛上参天的古树和古建楼阁的轮廓。丰泽园门前不远处有条带花格高护墙的引水沟，我们沿护墙下的一条窄路向西漫步，边走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既生疏又神秘的房宅院落。突然，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房顶上发出一阵响声，抬头只见一个黑影一闪而过。陈群海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顶上了膛火，一手举枪一手打亮手电，厉声高喝：“什么人？站住！”房上的黑影见状惊慌失措地沿着屋脊奔跑，飞身翻出不远处的围墙。后来我们了解到围墙外是“四存中学”的校址（1957年中南海改建时这里成为中办机要局的办公区）。毛贼跑了，我们不便追赶，立即走进那处房门大开的屋中察看。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只见屋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许多书籍，仔细翻看才知道是些国民党当局查抄的进步刊物。我无意中从地上捡起一本石印的小册子，《毛泽东论辩证法》几个醒目大字赫然映入眼帘，革命战争年代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很难读到这样珍贵的著作，惊喜之余已经爱不释手。我征得陈群海的同意，将此书带回阅读。后来，这本书在交际处中传看，可惜不知传到谁手中再也没有归还。
回到住所，由于屋里没有生火，数九寒冬只能和衣而卧。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想到三天来从石家庄到中南海的经历；想到上午观看解放军入城式的宏大场面；也想到了眼前身处的中南海。据史料记载，历史上这里曾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御花园，史称西苑。1885年，50岁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绪帝重修西苑，作为她撤帘还政后的颐养之所。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后，慈禧发动政变，把光绪帝召到中南海的仪銮殿，剥夺了皇权并将他软禁于瀛台岛上。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把中南海作为他的行宫；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在这里成立“北平行辕”；傅作义进北平主政后又把“行辕”改成“剿匪总部”。饱经沧桑的中南海，在内忧外患的摧残中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眼下这处历史上的军政要地竟是城门洞开无人设防，难怪毛贼横行。看来我们的接收任务将面临许多困难。就这样，我和陈群海满怀思绪地在既寒冷又陌生的中南海里度过了进京的第一夜。
初探中南海
2月4日早晨，交际处因故未派郭西、郭原同志来，只派了从石家庄带来的两位厨师，他们在丰泽园东配院的南小院里暂住并架锅做饭，这所东配院就是后来毛主席长期居住的院子。吃饭时我留意察看了这幢宅院，它有一个十分儒雅的宅称——菊香书屋。这是一所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它配有东西厢房和南房。南房松寿斋亦是南小院的北房，周恩来初进中南海曾住在这里。走进菊香书屋院子，沿向北的甬道走20余步就到了院子的北房。北房双门对开，上方横挂一块木匾，雕刻、彩涂着“紫云轩”三个大字。紫云轩共5间正房，是历代皇帝栖身西苑时读书阅览之处，其中有较宽敞的藏书室。后来，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久居此处，也算是居有所归了。菊香书屋的紫云轩匾下有副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由此可推知当年其宅称所示的繁花似锦，是用盆栽菊花摆放出来的。院内还有几棵苍劲挺拔的松柏分布在甬道两侧，它们给这所凝重的老宅平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虽说此宅因久疏修葺，其建筑的漆饰已剥落，隐露凄怆，但幽静雅致、古朴淳厚的遗韵犹存，故当林伯渠进入中南海时首选此宅作为办公栖息之处。当毛泽东入住紫云轩时，已经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位主人了。
饭后我们又对丰泽园的其他宅院进行了勘查。丰泽园的主建筑是颐年堂和春耦斋，它们那种宫苑书斋式的建筑风格显得格外素雅浑厚。尤其是春耦斋，单檐四角攒尖屋顶，灰筒挂瓦灰外墙，地上铺着紫绿石，整个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室内虽雕梁红柱，彩绘饰顶，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驳，已经褪去了当年的富丽。党中央入驻中南海后，这里一度成为首长们和机关干部休闲跳舞的场所，而颐年堂则是中央政治局和小范围领导开会的地方。颐年堂的北面还有一座叫含合堂的宅院，初进中南海的朱德总司令最先入住这里，院里有座小楼，后来曾作为中办机要室的办公场所。丰泽园里西北角有个叫纯一斋的宅院，我和交际处的几名同志后来曾住过这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进城后就住在纯一斋。一天，院里施工，一个地井盖没盖好，晚上李维汉出来上厕所不慎落入井中摔坏了腿。原本由他负责的新政协筹备工作只好交给了林柏渠。
从春耦斋往西，就是素有园中之园美誉的“静谷”。走进静谷，门前有株根基两处、柔干交合的“连理柏”，此柏为静谷园中草木之一绝，其生死相缠、盘根错节的形态给人印象极深。园内到处是山石、古木、卉草相依相偎，轩庑、亭台、楼阁俯仰遥迓。乾隆曾为此园题联：“月地云阶，别向华林开静境；屏山镜水，时从芳径探幽踪”，形象地描绘出此园佛宇梵境的建构和超凡脱俗的意韵。院内散落的房宅很多，但大多破损陈旧，党中央进驻中南海后，这里曾作为机关干部、警卫部队的宿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也曾暂住此处。
过了静谷再往西就是“字廊”，这是一组典型的水上建筑，其间有几条回廊勾联着水榭亭台，像“”字一样曲曲折折。每逢夏季来临，回廊下的水中，有悠然自得的鱼群游弋，荷叶萋萋，莲花吐蕊，清香四溢，是中南海内娴雅而秀媚的一处景致。党中央入城后，刘少奇一家及杨尚昆曾先后住在这里。
丰泽园的东面就是勤政殿，这是南海里一处最高最大的建筑，在它向南敞开的大门上，悬挂有康熙题写的“德昌门”三个大字。它的建筑结构与丰泽园差不多，进门有过院，入二道门是主殿。主殿比颐年堂大很多，进去后有高而宽敞的过厅，过厅里铺着红地毯，两侧有玻璃橱柜，陈列着古瓷、古铜等文物。过厅尽头是正厅，正厅很大，旁边还有几个小厅。我们去时殿门紧闭，北平纠察总队已派人驻守（该总队由华北步兵学校的学员组成）。勤政殿后来成为新政协筹备会开会的重要场所，而连接勤政殿东侧的一栋叫政事堂的平房，成了新政协办事机构所在地。
过勤政殿向北就看到了中海。我们沿海边没走多远来到一处叫居仁堂的地方，看见路边和门前停放着几辆军用卡车，许多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兵正在忙乱地向外搬东西，原来这里是傅作义的总部所在地。居仁堂是中南海里具有西洋风格的最庞大的一栋两层楼建筑，它的整个楼体结构、外部装饰与其周围的古建群落有着明显差异，极不协调。由于其外表的卓尔不群，内部陈设的欧化雍容，堪称是西苑里最华贵漂亮的建筑。我后来得知，若不是一段民族屈辱的历史，这栋建筑根本不会出现在中南海里。
此处原本伫立着一组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风格宫殿群落，是慈禧太后常驻跸的仪銮殿。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联军统帅部就驻扎在仪銮殿内，后因联军厨房失火，将仪銮殿烧毁。慈禧回京后，接受列强建议，在仪銮殿旧址新建了一座西式洋楼，专门用来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以示和列强修好。洋楼分南前北后两个楼体，中间用双层走廊相连。洋楼的顶部、窗框处，均有欧化的雕花装饰。窗棂或镶以彩色玻璃，或饰以西式花卉图案。1904年该楼竣工后，慈禧为之定名“海晏堂”。几年后袁世凯当政，把海晏堂作为自己的办公会客场所并更名为“居仁堂”。后来，傅作义总部撤走，中央军委搬进中南海后就在此办公。
我们沿海边马路继续向北，在不远处发现有几排平房，房顶上架满了各种天线，一看就知道是一处电台工作室，那里仍有傅作义部的军政人员在工作。此地后来改建成室内外游泳池，毛泽东晚年曾居住于此地。
从宝光门往西就是中南海院中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怀仁堂。它那双重飞檐的门楼，红漆大门、红漆立柱、红漆门槛，加上它的大门南面有面很大的灰色砖雕大影壁，无处不显现出这座建筑的庄重和威严。我们接收中南海后，重点修缮的除勤政殿就是怀仁堂了。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解放后一些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也都在这里举行。
在怀仁堂附近，还有许多以堂命名的院落，如后来中央统战部入驻的迎春堂，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住过的庆云堂（大宅院可分住四户首长），彭德怀住过的永福堂，任弼时住过的锡福堂，董必武住过的益年堂，还有其他首长住的来福堂、增福堂以及后来作为中南海业余文化学校校址的喜福堂等。这些宅院我们察看时，多是杂草丛生，陈旧不堪。因人地生疏，又没向导，我们只能随处漫游，见房屋就看，见门开着就进，最后转到中南海最北面的紫光阁附近。当时我们见到的紫光阁，古建上方的重檐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房檐上长满了杂草，门窗破损严重，后院的北门敞开着，一眼看到洞开的中南海北墙的一处小门，出了这座门可直通北海公园。此处行人可自由出入无人防守。我们把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下来。
清理中南海的“老住户”
我们刚进中南海时每天开两顿饭，早上时间长。2月5日，我利用晨练的机会独自跑到南海的新华门。在新华门内东侧围墙下，发现有一排平房，房前空地上停放着许多辆汽车。一问才知道这里是傅作义总部直属的一个汽车队，司机们为了生活大都离散，只有少数不愿离开的司机仍在车队守候。整个车队尚有各种车辆32部，由一个叫高鸿基的副队长负责守摊。解放军进城5天了，尚无任何单位接收他们，许多司机迫切希望新生的人民政府能给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出路。发现这个车队三四天后，我受上级领导的委派接收了这个车队，该车队的接收为我们开展整治中南海、筹备新政协、成立政务院提供了便利的工作条件。
那天我还独自闯进了位于中南海东北角一处三面临水半岛上的万善殿。万善殿是座红墙金瓦式的古建庭院，院内松柏苍翠，有几棵巨大的银杏参天而立，殿宇楼阁极像一座皇家的寺院。万善殿的后面，临水还建有一座千圣殿，大殿里十分昏暗，借着破窗纸透进的光线，勉强看清里面坐着一尊尊怪脸佛像，其中一尊还长着八只手。万善殿院落的西门，顺台阶而下是个码头，隔水对面有座水中小亭叫水云榭，内有一块乾隆所题“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风”碑刻。我在万善殿高大宽敞的正殿里发现有许多人居住，一问才知道是傅作义总部直属的一个军乐队，也在等待人民政府的接收。有意思的是1954年中南海成立了一个文工团，其驻地又设在了万善殿。
那天，我回到驻地吃过早饭已是10点多钟，齐燕铭和申伯纯来到丰泽园听汇报。我们把昨天和当天早上发现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齐燕铭听后急切地问：“现在有没有咱们的部队驻防？”我说：“到现在没有见到一名解放军战士，只是不时地能看见几个身着黑制服的旧警察在四处流动。”齐燕铭听后揺摇头：“解放前的旧警察，不经过审查能相信吗？中南海我们要派大用场，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留下空白，一定要由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随后他指示申伯纯：（1）今天把收集的情况整理成文，尽快向军管会报告；（2）要求军管会派人督促傅作义总部人员限期搬出中南海并同时要求他们停止电讯工作上交电台；（3）立即联系我们的文化部门去万善殿接收傅作义的军乐队并及时撤离中南海；（4）傅作义的汽车队由交际处派人接收管理；（5）要求军管会尽快派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中南海；（6）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近日全部进入中南海，即时展开各项工作。
再勘中南海
2月6日，我们继续对中南海进行勘查。我们先后查看了东花厅、西花厅和瀛台岛上的房屋情况。东花厅和西花厅处在中南海的西北角，这里曾是清末摄政王府的旧址。后来，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抗战后的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也在此办公。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恩来为总理的政务院又将办公地设在这里。1949年10月，周恩来从丰泽园搬入西花厅，其缘由之一是在此之前的4月中旬，他曾到西花厅看望一位生病住在此处的同志，进得院来看到满院叶茂花繁、芬芳吐蕊的海棠花，洁白而又淡含清香的海棠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政务院在摄政王府办公后，他就把家搬进西花厅并一直居住在这里。
与西花厅对衬的是后来李先念入住的东花厅，其建筑格局和西花厅差不多，也分前后两进院子，房子也有雕龙绘画，只是正房坐南朝北，前院没有假山、水榭，却同样长着多棵海棠树，这里的海棠树是中南海里最大的几棵了。
在对中南海的勘查过程中，最值得描绘的要数位于南海中心的瀛台了。瀛台是个四周皆被碧水环绕的小岛，岛上的建筑设计完全是按照“蓬莱仙境”臆幻模式打造的。明朝时，此地称为南台，岛上林木深茂，只在最南端的地方建了一殿曰昭和殿，殿前临水有一小亭名澄渊。自清顺治年间始，岛上宫室渐次营造成为帝后避暑纳凉之所。“瀛台”之名，即为顺治帝御笔所题。康熙以后工程更盛，建成后的楼台亭阁相联相望，并在水边堆叠奇石，种植花木。
进瀛台需过一座汉白玉拱桥，此桥历史上曾是座能拉动的吊桥。过桥顺一漫坡台阶拾阶而上，迎面便是翔鸾阁，此为入瀛台之正门。翔鸾阁背南而面朝北，高两层，宽7间，左右两边展延出双层回抱楼，各有19间，实际上是两座架在半空中的走廊。翔鸾阁后面是涵元门，入门院正中是涵元殿、香扆殿，其两侧还建有藻韵楼和绮思楼，这四座建筑环拱中心是个大院落，当年康、乾二帝经常在这里赏宴王公宗室。我们接收中南海时，许多同志都曾住过瀛台并在此办公。交际处有几位同志曾住在岛上的补桐书屋和东北边的待月轩，据说乾隆当太子时曾在这里读书。院中原有两株老桐树，一株枯死后又补种了一株，所以此处为“补桐书屋”。待月轩是赏月的地方，乾隆闲来无事时，常来此等候东升之月。从这个院落向北，有个六角形的亭子，立在山岩之上、草木之中，名为镜光亭。
党中央刚进中南海时，好一点的大房子，略加修缮分配给中央首长居住或开会办公用，工作人员及家属就四处找些犄角旮旯的破旧房子栖身，只要有间房子能支副床板睡觉就行，其他无从讲究。
成立中南海办事处
2月7日上午，首先来到丰泽园的是华北人民政府社会部的李富坤同志（他奉党中央委派参与罗瑞卿组建中央公安纵队，开展警卫工作）。他来这里一是了解中南海的现状，二是勘察警卫部队进驻的营房和警卫点的分布设置。此时的中南海，除摄政王府仍有北平市旧政府和民政局因需在此滞留办公外，其他闲散人员已基本清出，上述两个部门也于4月初全部撤离中南海。李富坤走后不久，由新成立的中央公安纵队警卫一师一团正式驻防中南海，团长是何有兴。
同日上午，齐燕铭与金城、周子健及高铁英带领的交际处其他工作人员一并进入中南海，一时间丰泽园里人气旺盛一片笑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安顿下来，大家随齐燕铭一齐察看了丰泽园和瀛台。随后齐燕铭召集开会作出几项决定：（1）申伯纯、金城去北京饭店主持工作，周子健在中南海主持工作；（2）交际处工作人员日渐增多，不能都挤占丰泽园，应尽快清理瀛台的部分房屋，将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宿舍和厨房设在瀛台；（3）交际处的值班室设在丰泽园后院含合堂的一座二层小楼内；（4）进入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马上进行职能设置和分工，尽快开展有效工作。
后经周子健与几位主要干部研究决定，将由石家庄、正定等地来的同志与从西柏坡、李家庄来的同志统一编组开展工作。当时拟定的主要工作有：（1）清查中南海内所有房产的位置、面积、家具设备等并登记造册绘图列表；（2）勘查所有房屋的破损程度，制定修复计划，联系修缮单位（年底前共修缮房屋2000余间）；（3）联系北平市有关部门勘查修复中南海的电路、道路、上下水及安装电话等；（4）联系有关单位清运各处垃圾并适时组织清理中南海水中的杂草淤泥（解放初中南海里到处是露出水面的淤泥、杂草和垃圾，后经组织部队清出海底淤泥达16万立方。沿海边用石块砌起了护岸，杂草、垃圾也被彻底清运干净）；（5）加强与北平市军管会及警卫部队的联系，配合开展整治中南海的各项工作。
周子健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工作职能和各组人员名单后说：“我们这一摊子，现在由我负责，我们主要是搞好中南海院内的工作，但也难免与外界打交道，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总得有个名称才好，我的意见暂时叫‘中南海办事处’如何？”大家听后一致鼓掌通过。周子健原本就是中央统战部的处长，中南海办事处成立后我们仍称他为周处长。就这样，我们最先进驻中南海的人自行设置机构，自己起了单位的名称。散会后有人跑到丰泽园的大门口，摘掉那块“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旧招牌。从此，我们以中南海办事处的名义开展了对中南海的全面整治工作。
中南海办事处的成立，为党中央顺利进城、为新政协的胜利召开、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及时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南海办事处成立后不久，我于2月21日奉命调离办事处，随申伯纯进驻北京饭店，开始了筹备新政协会议、接待民主人士、管理北京饭店的新工作。
（来源：“亲历者的故事”、“旧报刊剪辑”微信公众号。摘自《百年潮》2010年第11期，夏杰（口述）;龚喜跃（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赶赴北平
1948年10月1日，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时刻，在辽沈战役的隆隆炮火中，我由河北平山县的中共华北局党校直属班调至设在石家庄花园饭店的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做统战联络工作。当时，交际处处长申伯纯一直在位于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中央统战部工作，主持交际处日常工作的是副处长高铁英。
1949年1月中旬，随着张家口、天津、塘沽等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进程也临近尾声。高铁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求交际处的所有同志即时投入到接收北平的准备工作之中。他还让大家清理个人卫生和物品，有条件的抓紧时间拆洗棉衣、棉被。他对大家说：“我们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走出了丛林山沟，要进城了，要去大城市接管旧政府建立新政权了，我们要给大城市的老百姓和旧政府的军政人员留下个好印象，尽快改掉不讲卫生和满不在乎的游击习气。”我那时还是个毛头青年，拆洗衣被的事干不来，只好用毛巾沾肥皂水把棉衣棉裤上的污迹擦了擦。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城防，北平和平解放。这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召见了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申伯纯、金城、周子健三位处长，要他们即刻行动，连夜出发到北平，为中央机关进京打前站。周副主席选派齐燕铭等人去北平打前站，是经过再三考虑的。齐燕铭早年生活在北京，毕业于中国大学，抗战时期曾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是党内不多的宏达博雅才子。1945年7月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时担任过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新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周子健是安徽人，1930年到北平读书，1937年赴延安，先后入抗大、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起，先后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科长、处长，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副处长、处长。申伯纯是北京人，早年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倾向革命后曾积极促成杨虎城联共反蒋。1941年被推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解放战争初期曾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任处长。金城是浙江人，1937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留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此后十年中任边区政府交际科长、处长，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是一位优秀的统战工作者。
当日，申伯纯接受任务后赶回石家庄布置工作。2月1日上午，他率领我们首发小组乘坐一辆卡车赶赴北平，同车的小组成员有：郭西（人事秘书）、陈群海（保卫干事）、钟农、刘光、郑亮和我。另外，申伯纯和郭西夫妇的两个孩子也和我们同车。交际处其他同志则在高铁英带领下分批乘火车进京。车过河北正定，我们到华北大学带上了沙里、常捷、武治平、武再生、郭原等15位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他们一上车，就给车上带来了青春的激情和活跃的气氛，一路高唱革命歌曲，向着北平高歌猛进。当天夜宿保定。由于了解到前面路况不好，次日只好换乘三辆马车继续前进，深夜在北平丰台火车站休息。2月3日晨，北平军管会派一辆卡车接我们进城。
周恩来的电报
我们进城那天，正值人民解放军在前门大街举行入城式。接我们进城的卡车在前门大街打磨厂胡同一家小旅馆停下，下车后我们与部分乘火车先到的交际处人员会合。在申伯纯处长批准后，大家稍加洗漱就赶着上街观看入城式。
一出打磨厂胡同就是前门箭楼，此时的箭楼已简单布置成阅兵台，城楼周围和前门大街两侧挤满了欢迎的群众。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部队从永定门方向源源不断地涌向市区，走在前面的是装甲车、坦克车、汽车和骡马拉的各种火炮，接着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部队，再后边是一队队扛着各种枪械的步兵。受阅部队入城后，从前门箭楼右侧通过，随即拐进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曾是一些外国列强的驻华使馆区，平津前线指挥部有意安排解放军在东交民巷走一走，用意深刻。北平举行的解放军入城式，不但震撼了全中国，也震撼了全世界。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就像是一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令，深深地激励着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为新中国、新政权的建设竭尽全力努力工作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2月3日凌晨，齐燕铭、周子健、金城连同随行的十几位民主人士也从西柏坡赶到北平。他们刚一下车喘息未定，周恩来的电报便追到了北平。在北平市军管会，叶剑英一见齐燕铭就把周副主席的指示转达给他，周恩来要求齐燕铭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中南海后来成为新政协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会址；而北京饭店则是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下榻之地。
齐燕铭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与军管会及北平纠察总队接洽，准备接收中南海。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新旧政权交替很不稳定，我方入城的地方单位和部队很多，隶属关系复杂，进城后铺摊子占房占地的现象极其普遍。为防止意外发生，齐燕铭得知申伯纯带交际处的人已到北平后，马上通知申伯纯到六国饭店接受任务并立刻安排当天下午到中南海办理交接手续。
中南海里第一夜
2月3日下午3点，我们观看完解放军入城式后，正在前门大街牌楼西侧的华北饭庄吃饭，从齐燕铭处回来的申伯纯对我和陈群海说：“你们俩马上去旅馆取行李，随我一同进中南海。”我和陈群海随即取来行李，上了申伯纯从军管会带来的吉普车，向中南海驶去。
车到新华门，见大门敞开并无军警守卫。我们沿南海西岸向北，径直驶达丰泽园大门口。下车后，见丰泽园门廊柱上挂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牌子。我们随申伯纯直接走进丰泽园的颐年堂大厅。这时齐燕铭已经先到了，大家见面后，齐燕铭让申伯纯立即找公园负责人谈话。申伯纯出去不大会儿，带进一位50岁上下的先生，他进来后毕恭毕敬地向屋里的人点头施礼。申伯纯高声向他宣布：“我们是北平军管会派来接收中南海的军管小组，我叫申伯纯，是军代表，这两位是陈群海和夏杰同志，其他同志随后就来。他们两人今天就不走了，请你给他们找两副床板，他们就睡在这里。”说完申伯纯将盖有北平军管会大红印信的公文交给了那人。那人静静地听完申伯纯的宣布后立即点头称是，并到屋外叫人去找床板，随后邀申伯纯到里屋谈话并办理交接手续。不一会儿，就有人为我们搬来床板和长凳，我和陈群海在大厅靠西墙处架起两张床，随即打开了各自的行李。接收手续很快办完了，申伯纯和齐燕铭将要离去。临走时申伯纯对我们说：“今晚辛苦你们了，明天会派郭西、郭原等同志来。你们是中央机关入住中南海的第一人，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住下后先初步摸一下中南海的情况，院里情况复杂，晚上注意安全！”说完他看了一眼保卫干事陈群海斜挎在腰间的手枪。
送走了两位领导，我和陈群海回到屋里。晚上睡觉前我们决定到外面走走。出了丰泽园大门，对面是瀛台小岛，北平的二月夜幕来得快，才下午5点天色已是一团暗黑，影影绰绰地只能看见岛上参天的古树和古建楼阁的轮廓。丰泽园门前不远处有条带花格高护墙的引水沟，我们沿护墙下的一条窄路向西漫步，边走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既生疏又神秘的房宅院落。突然，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房顶上发出一阵响声，抬头只见一个黑影一闪而过。陈群海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顶上了膛火，一手举枪一手打亮手电，厉声高喝：“什么人？站住！”房上的黑影见状惊慌失措地沿着屋脊奔跑，飞身翻出不远处的围墙。后来我们了解到围墙外是“四存中学”的校址（1957年中南海改建时这里成为中办机要局的办公区）。毛贼跑了，我们不便追赶，立即走进那处房门大开的屋中察看。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只见屋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许多书籍，仔细翻看才知道是些国民党当局查抄的进步刊物。我无意中从地上捡起一本石印的小册子，《毛泽东论辩证法》几个醒目大字赫然映入眼帘，革命战争年代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很难读到这样珍贵的著作，惊喜之余已经爱不释手。我征得陈群海的同意，将此书带回阅读。后来，这本书在交际处中传看，可惜不知传到谁手中再也没有归还。
回到住所，由于屋里没有生火，数九寒冬只能和衣而卧。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想到三天来从石家庄到中南海的经历；想到上午观看解放军入城式的宏大场面；也想到了眼前身处的中南海。据史料记载，历史上这里曾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御花园，史称西苑。1885年，50岁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绪帝重修西苑，作为她撤帘还政后的颐养之所。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后，慈禧发动政变，把光绪帝召到中南海的仪銮殿，剥夺了皇权并将他软禁于瀛台岛上。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把中南海作为他的行宫；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在这里成立“北平行辕”；傅作义进北平主政后又把“行辕”改成“剿匪总部”。饱经沧桑的中南海，在内忧外患的摧残中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眼下这处历史上的军政要地竟是城门洞开无人设防，难怪毛贼横行。看来我们的接收任务将面临许多困难。就这样，我和陈群海满怀思绪地在既寒冷又陌生的中南海里度过了进京的第一夜。
初探中南海
2月4日早晨，交际处因故未派郭西、郭原同志来，只派了从石家庄带来的两位厨师，他们在丰泽园东配院的南小院里暂住并架锅做饭，这所东配院就是后来毛主席长期居住的院子。吃饭时我留意察看了这幢宅院，它有一个十分儒雅的宅称——菊香书屋。这是一所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它配有东西厢房和南房。南房松寿斋亦是南小院的北房，周恩来初进中南海曾住在这里。走进菊香书屋院子，沿向北的甬道走20余步就到了院子的北房。北房双门对开，上方横挂一块木匾，雕刻、彩涂着“紫云轩”三个大字。紫云轩共5间正房，是历代皇帝栖身西苑时读书阅览之处，其中有较宽敞的藏书室。后来，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久居此处，也算是居有所归了。菊香书屋的紫云轩匾下有副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由此可推知当年其宅称所示的繁花似锦，是用盆栽菊花摆放出来的。院内还有几棵苍劲挺拔的松柏分布在甬道两侧，它们给这所凝重的老宅平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虽说此宅因久疏修葺，其建筑的漆饰已剥落，隐露凄怆，但幽静雅致、古朴淳厚的遗韵犹存，故当林伯渠进入中南海时首选此宅作为办公栖息之处。当毛泽东入住紫云轩时，已经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位主人了。
饭后我们又对丰泽园的其他宅院进行了勘查。丰泽园的主建筑是颐年堂和春耦斋，它们那种宫苑书斋式的建筑风格显得格外素雅浑厚。尤其是春耦斋，单檐四角攒尖屋顶，灰筒挂瓦灰外墙，地上铺着紫绿石，整个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室内虽雕梁红柱，彩绘饰顶，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驳，已经褪去了当年的富丽。党中央入驻中南海后，这里一度成为首长们和机关干部休闲跳舞的场所，而颐年堂则是中央政治局和小范围领导开会的地方。颐年堂的北面还有一座叫含合堂的宅院，初进中南海的朱德总司令最先入住这里，院里有座小楼，后来曾作为中办机要室的办公场所。丰泽园里西北角有个叫纯一斋的宅院，我和交际处的几名同志后来曾住过这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进城后就住在纯一斋。一天，院里施工，一个地井盖没盖好，晚上李维汉出来上厕所不慎落入井中摔坏了腿。原本由他负责的新政协筹备工作只好交给了林柏渠。
从春耦斋往西，就是素有园中之园美誉的“静谷”。走进静谷，门前有株根基两处、柔干交合的“连理柏”，此柏为静谷园中草木之一绝，其生死相缠、盘根错节的形态给人印象极深。园内到处是山石、古木、卉草相依相偎，轩庑、亭台、楼阁俯仰遥迓。乾隆曾为此园题联：“月地云阶，别向华林开静境；屏山镜水，时从芳径探幽踪”，形象地描绘出此园佛宇梵境的建构和超凡脱俗的意韵。院内散落的房宅很多，但大多破损陈旧，党中央进驻中南海后，这里曾作为机关干部、警卫部队的宿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也曾暂住此处。
过了静谷再往西就是“字廊”，这是一组典型的水上建筑，其间有几条回廊勾联着水榭亭台，像“”字一样曲曲折折。每逢夏季来临，回廊下的水中，有悠然自得的鱼群游弋，荷叶萋萋，莲花吐蕊，清香四溢，是中南海内娴雅而秀媚的一处景致。党中央入城后，刘少奇一家及杨尚昆曾先后住在这里。
丰泽园的东面就是勤政殿，这是南海里一处最高最大的建筑，在它向南敞开的大门上，悬挂有康熙题写的“德昌门”三个大字。它的建筑结构与丰泽园差不多，进门有过院，入二道门是主殿。主殿比颐年堂大很多，进去后有高而宽敞的过厅，过厅里铺着红地毯，两侧有玻璃橱柜，陈列着古瓷、古铜等文物。过厅尽头是正厅，正厅很大，旁边还有几个小厅。我们去时殿门紧闭，北平纠察总队已派人驻守（该总队由华北步兵学校的学员组成）。勤政殿后来成为新政协筹备会开会的重要场所，而连接勤政殿东侧的一栋叫政事堂的平房，成了新政协办事机构所在地。
过勤政殿向北就看到了中海。我们沿海边没走多远来到一处叫居仁堂的地方，看见路边和门前停放着几辆军用卡车，许多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兵正在忙乱地向外搬东西，原来这里是傅作义的总部所在地。居仁堂是中南海里具有西洋风格的最庞大的一栋两层楼建筑，它的整个楼体结构、外部装饰与其周围的古建群落有着明显差异，极不协调。由于其外表的卓尔不群，内部陈设的欧化雍容，堪称是西苑里最华贵漂亮的建筑。我后来得知，若不是一段民族屈辱的历史，这栋建筑根本不会出现在中南海里。
此处原本伫立着一组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风格宫殿群落，是慈禧太后常驻跸的仪銮殿。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联军统帅部就驻扎在仪銮殿内，后因联军厨房失火，将仪銮殿烧毁。慈禧回京后，接受列强建议，在仪銮殿旧址新建了一座西式洋楼，专门用来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以示和列强修好。洋楼分南前北后两个楼体，中间用双层走廊相连。洋楼的顶部、窗框处，均有欧化的雕花装饰。窗棂或镶以彩色玻璃，或饰以西式花卉图案。1904年该楼竣工后，慈禧为之定名“海晏堂”。几年后袁世凯当政，把海晏堂作为自己的办公会客场所并更名为“居仁堂”。后来，傅作义总部撤走，中央军委搬进中南海后就在此办公。
我们沿海边马路继续向北，在不远处发现有几排平房，房顶上架满了各种天线，一看就知道是一处电台工作室，那里仍有傅作义部的军政人员在工作。此地后来改建成室内外游泳池，毛泽东晚年曾居住于此地。
从宝光门往西就是中南海院中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怀仁堂。它那双重飞檐的门楼，红漆大门、红漆立柱、红漆门槛，加上它的大门南面有面很大的灰色砖雕大影壁，无处不显现出这座建筑的庄重和威严。我们接收中南海后，重点修缮的除勤政殿就是怀仁堂了。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解放后一些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也都在这里举行。
在怀仁堂附近，还有许多以堂命名的院落，如后来中央统战部入驻的迎春堂，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住过的庆云堂（大宅院可分住四户首长），彭德怀住过的永福堂，任弼时住过的锡福堂，董必武住过的益年堂，还有其他首长住的来福堂、增福堂以及后来作为中南海业余文化学校校址的喜福堂等。这些宅院我们察看时，多是杂草丛生，陈旧不堪。因人地生疏，又没向导，我们只能随处漫游，见房屋就看，见门开着就进，最后转到中南海最北面的紫光阁附近。当时我们见到的紫光阁，古建上方的重檐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房檐上长满了杂草，门窗破损严重，后院的北门敞开着，一眼看到洞开的中南海北墙的一处小门，出了这座门可直通北海公园。此处行人可自由出入无人防守。我们把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下来。
清理中南海的“老住户”
我们刚进中南海时每天开两顿饭，早上时间长。2月5日，我利用晨练的机会独自跑到南海的新华门。在新华门内东侧围墙下，发现有一排平房，房前空地上停放着许多辆汽车。一问才知道这里是傅作义总部直属的一个汽车队，司机们为了生活大都离散，只有少数不愿离开的司机仍在车队守候。整个车队尚有各种车辆32部，由一个叫高鸿基的副队长负责守摊。解放军进城5天了，尚无任何单位接收他们，许多司机迫切希望新生的人民政府能给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出路。发现这个车队三四天后，我受上级领导的委派接收了这个车队，该车队的接收为我们开展整治中南海、筹备新政协、成立政务院提供了便利的工作条件。
那天我还独自闯进了位于中南海东北角一处三面临水半岛上的万善殿。万善殿是座红墙金瓦式的古建庭院，院内松柏苍翠，有几棵巨大的银杏参天而立，殿宇楼阁极像一座皇家的寺院。万善殿的后面，临水还建有一座千圣殿，大殿里十分昏暗，借着破窗纸透进的光线，勉强看清里面坐着一尊尊怪脸佛像，其中一尊还长着八只手。万善殿院落的西门，顺台阶而下是个码头，隔水对面有座水中小亭叫水云榭，内有一块乾隆所题“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风”碑刻。我在万善殿高大宽敞的正殿里发现有许多人居住，一问才知道是傅作义总部直属的一个军乐队，也在等待人民政府的接收。有意思的是1954年中南海成立了一个文工团，其驻地又设在了万善殿。
那天，我回到驻地吃过早饭已是10点多钟，齐燕铭和申伯纯来到丰泽园听汇报。我们把昨天和当天早上发现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齐燕铭听后急切地问：“现在有没有咱们的部队驻防？”我说：“到现在没有见到一名解放军战士，只是不时地能看见几个身着黑制服的旧警察在四处流动。”齐燕铭听后揺摇头：“解放前的旧警察，不经过审查能相信吗？中南海我们要派大用场，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留下空白，一定要由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随后他指示申伯纯：（1）今天把收集的情况整理成文，尽快向军管会报告；（2）要求军管会派人督促傅作义总部人员限期搬出中南海并同时要求他们停止电讯工作上交电台；（3）立即联系我们的文化部门去万善殿接收傅作义的军乐队并及时撤离中南海；（4）傅作义的汽车队由交际处派人接收管理；（5）要求军管会尽快派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中南海；（6）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近日全部进入中南海，即时展开各项工作。
再勘中南海
2月6日，我们继续对中南海进行勘查。我们先后查看了东花厅、西花厅和瀛台岛上的房屋情况。东花厅和西花厅处在中南海的西北角，这里曾是清末摄政王府的旧址。后来，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抗战后的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也在此办公。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恩来为总理的政务院又将办公地设在这里。1949年10月，周恩来从丰泽园搬入西花厅，其缘由之一是在此之前的4月中旬，他曾到西花厅看望一位生病住在此处的同志，进得院来看到满院叶茂花繁、芬芳吐蕊的海棠花，洁白而又淡含清香的海棠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政务院在摄政王府办公后，他就把家搬进西花厅并一直居住在这里。
与西花厅对衬的是后来李先念入住的东花厅，其建筑格局和西花厅差不多，也分前后两进院子，房子也有雕龙绘画，只是正房坐南朝北，前院没有假山、水榭，却同样长着多棵海棠树，这里的海棠树是中南海里最大的几棵了。
在对中南海的勘查过程中，最值得描绘的要数位于南海中心的瀛台了。瀛台是个四周皆被碧水环绕的小岛，岛上的建筑设计完全是按照“蓬莱仙境”臆幻模式打造的。明朝时，此地称为南台，岛上林木深茂，只在最南端的地方建了一殿曰昭和殿，殿前临水有一小亭名澄渊。自清顺治年间始，岛上宫室渐次营造成为帝后避暑纳凉之所。“瀛台”之名，即为顺治帝御笔所题。康熙以后工程更盛，建成后的楼台亭阁相联相望，并在水边堆叠奇石，种植花木。
进瀛台需过一座汉白玉拱桥，此桥历史上曾是座能拉动的吊桥。过桥顺一漫坡台阶拾阶而上，迎面便是翔鸾阁，此为入瀛台之正门。翔鸾阁背南而面朝北，高两层，宽7间，左右两边展延出双层回抱楼，各有19间，实际上是两座架在半空中的走廊。翔鸾阁后面是涵元门，入门院正中是涵元殿、香扆殿，其两侧还建有藻韵楼和绮思楼，这四座建筑环拱中心是个大院落，当年康、乾二帝经常在这里赏宴王公宗室。我们接收中南海时，许多同志都曾住过瀛台并在此办公。交际处有几位同志曾住在岛上的补桐书屋和东北边的待月轩，据说乾隆当太子时曾在这里读书。院中原有两株老桐树，一株枯死后又补种了一株，所以此处为“补桐书屋”。待月轩是赏月的地方，乾隆闲来无事时，常来此等候东升之月。从这个院落向北，有个六角形的亭子，立在山岩之上、草木之中，名为镜光亭。
党中央刚进中南海时，好一点的大房子，略加修缮分配给中央首长居住或开会办公用，工作人员及家属就四处找些犄角旮旯的破旧房子栖身，只要有间房子能支副床板睡觉就行，其他无从讲究。
成立中南海办事处
2月7日上午，首先来到丰泽园的是华北人民政府社会部的李富坤同志（他奉党中央委派参与罗瑞卿组建中央公安纵队，开展警卫工作）。他来这里一是了解中南海的现状，二是勘察警卫部队进驻的营房和警卫点的分布设置。此时的中南海，除摄政王府仍有北平市旧政府和民政局因需在此滞留办公外，其他闲散人员已基本清出，上述两个部门也于4月初全部撤离中南海。李富坤走后不久，由新成立的中央公安纵队警卫一师一团正式驻防中南海，团长是何有兴。
同日上午，齐燕铭与金城、周子健及高铁英带领的交际处其他工作人员一并进入中南海，一时间丰泽园里人气旺盛一片笑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安顿下来，大家随齐燕铭一齐察看了丰泽园和瀛台。随后齐燕铭召集开会作出几项决定：（1）申伯纯、金城去北京饭店主持工作，周子健在中南海主持工作；（2）交际处工作人员日渐增多，不能都挤占丰泽园，应尽快清理瀛台的部分房屋，将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宿舍和厨房设在瀛台；（3）交际处的值班室设在丰泽园后院含合堂的一座二层小楼内；（4）进入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马上进行职能设置和分工，尽快开展有效工作。
后经周子健与几位主要干部研究决定，将由石家庄、正定等地来的同志与从西柏坡、李家庄来的同志统一编组开展工作。当时拟定的主要工作有：（1）清查中南海内所有房产的位置、面积、家具设备等并登记造册绘图列表；（2）勘查所有房屋的破损程度，制定修复计划，联系修缮单位（年底前共修缮房屋2000余间）；（3）联系北平市有关部门勘查修复中南海的电路、道路、上下水及安装电话等；（4）联系有关单位清运各处垃圾并适时组织清理中南海水中的杂草淤泥（解放初中南海里到处是露出水面的淤泥、杂草和垃圾，后经组织部队清出海底淤泥达16万立方。沿海边用石块砌起了护岸，杂草、垃圾也被彻底清运干净）；（5）加强与北平市军管会及警卫部队的联系，配合开展整治中南海的各项工作。
周子健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工作职能和各组人员名单后说：“我们这一摊子，现在由我负责，我们主要是搞好中南海院内的工作，但也难免与外界打交道，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总得有个名称才好，我的意见暂时叫‘中南海办事处’如何？”大家听后一致鼓掌通过。周子健原本就是中央统战部的处长，中南海办事处成立后我们仍称他为周处长。就这样，我们最先进驻中南海的人自行设置机构，自己起了单位的名称。散会后有人跑到丰泽园的大门口，摘掉那块“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旧招牌。从此，我们以中南海办事处的名义开展了对中南海的全面整治工作。
中南海办事处的成立，为党中央顺利进城、为新政协的胜利召开、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及时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南海办事处成立后不久，我于2月21日奉命调离办事处，随申伯纯进驻北京饭店，开始了筹备新政协会议、接待民主人士、管理北京饭店的新工作。
（来源：“亲历者的故事”、“旧报刊剪辑”微信公众号。摘自《百年潮》2010年第11期，夏杰（口述）;龚喜跃（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