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韩振纪：军委直属特殊战斗部队|长征亲历者笔下的长征记录
时间：2022-10-28 15:42:18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瑞金市红色文化传承协会”
第五次反“围剿”后，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出发时，中央机关分编为军委1纵队和2纵队。据长征前夕参加编队工作的李维汉回忆：军委第1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总指挥部。中央领导人博古、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等都在这个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军委2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罗迈纵队”，包括有党政机关、工会、后勤、卫生部门及担架队等，人数众多，有万余人。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以上摘自《回忆长征》.《党史通讯》总32期第30页。)
据《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记载：1934年10月8日，中央两个纵队和中央红军各军团（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以及几千名民夫，共86859人。
军委1纵队辖4个梯队，第1、第2、第3梯队司令员分别为彭雪枫、罗彬（又名罗明山）、武亭（湘江战役后）。这时，林野夫妇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张际春调到红5军团，韩振纪奉命率公略步兵学校从雩都转驻瑞金九堡圩向陈赓、宋任穷报道，与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编成军委干部团，番号为“军委第1野战纵队第4梯队”，由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直接指挥。陈赓任军委干部团团（梯队）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钟伟剑、毕士悌、韩振纪先后任参谋长。瑞金九堡，是个有重大意义的地方，既是当年宁都起义时红5军团的集结地，又是长征的出发点。
长征中，干部团也有过不同的代号，例如“公馆”“坦克”等。与干部团一起行动的还有医务所、运输1排，另有一些人员由中央安排随部行动。全团共1000余人。
干部团是军委直接调动的特殊战斗单位，作战主力之一，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指派参加重要战斗或承担主力突破任务。干部团清一色共产党员，组织纪律严，作战能力强，在长征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韩振纪曾经对子女说：长征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行军路线与中央基本一致，在长征中还要开展些教育训练，许多人仍称其为红军学校。
军委干部团人才济济，功勋卓著，在红军长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建国以后于1955年，干部团（长征后期缩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干部营）中有2位被授予大将军衔，7位被授予上将军衔，10位被授予中将军衔，30多位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地方担任省部级以上职务的同志很多。
《韩振纪自传》《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及各附表格中均填写：
长征中任干部团作战科长及参谋长等职。
长征之初，韩振纪任干部团作战科科长，之后，孙毅、郭化若也担任过作战科科长。韩振纪从长征开始到结束，一直在干部团军事核心工作，参与了所有重要战斗的指挥。干部团在遵义会议后曾设有训练科，科长是原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陈明，他是1925年由团转党员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1941年11月牺牲。
莫文骅于1935年4月由上干队调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方强先任营教员，后任干部团总支部书记；干部团后勤机构，在长征途中有过几次变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有钟羲、罗梓铭、危拱之（女，政治协理员）。罗梓铭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副书记，1939年牺牲；遵义会议后，干部团设立了地方工作团，主任王观澜。当时，还有一些同志曾在干部团工作过，例如胡嘉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长征后期调到干部团做过一段民运工作，以后因病在地方休养，长征结束后就调到西路军了。
干部团下辖1个队、4个营：
原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先后为余泽鸿（长征到黎平时）、莫文骅（1935年2月进驻扎西时）周桓（四渡赤水期间）。余泽鸿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长征途中留在川黔滇边开辟根据地，1935年12月牺牲。上干队下设指挥科、政治科和地方工作科。指挥科由团、营级军事指挥员组成，科长周士第；政治科由团、营级政工干部组成，科长余泽鸿（后为苏进），地方工作科，由突围时随军行动的地方县级干部组成，科长冯达飞。（以上据肖劲光等老同志的回忆录。）上干队学员里有不少重要人物，如温玉成（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是上干队政治科学员。
原苏区的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3个营。第1、第2营为步兵营，由连、排长干部组成。1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遵义会议后调来）;2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后为刘道生）;3营为政治营，其成员为连级政治指导员，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有老同志回忆3营是以原公略步兵学校改编的；原特科学校编成第4营，亦称特科营，由炮兵、工兵、机枪干部组成，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后改名黄骅，后为陈仁麒）。
上级干部队和4个营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这些教员中有宋时轮、谭希林、何涤宙、康志强、陈仁麒、阎捷三、洪水等。当时，干部团先后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驻的特派员周兴、龙潜、林接标，其特定职责是搜集敌方情报、锄奸、审查干部。
《肖劲光回忆录》（第149页）介绍：
这4个营的学员都是年轻的连排干部，配有较好的武器装备；而上干队的学员则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武器很少，每个班不过两三支枪。
《韩振纪自传》中写道：
我在干部团负责作战行动方面，对武器装备了解，各营有机关枪等，上干队则无。干部团长征走起来队伍长，其间变动多，有人竟互不记得。上干队的人也调来调去，但总不过200人，能打仗的仅一部分。上干队由中央直接命令，肖劲光同志调走后，该队即不属干部团建制。
红军长征时，武器装备很差，据红二方面军的一份统计报告，平均两人多有一支枪，整个军团有山炮两门、迫击炮4门。中央红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使是装备相对好些的红1军团、红3军团，许多人也没有枪支，还背着大刀、手持梭镖。在军委两个纵队里，都有不少两手空空的非战斗人员。据《红军长征•文献》（第82~83页）1934年10月8日《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记载：中央红军共有梭镖6101支，其中“罗迈纵队”就有3277支。中央红军共有迫击炮38门，其中军委第1纵队16门；中央红军共有重机枪357挺，其中军委第1纵队12挺。据李德《中国记事》：特科营有6门迫击炮、6挺重机枪。如此看来，军委干部团特科营的武器装备在红军里数一流。
据《红军长征•文献》（第82页），中央红军共有338匹马，其中军委第1纵队仅有34匹马。整个干部团也没有几匹骡马。据肖劲光回忆，他所在的干部团上干队只有一匹为病号和年纪较大的教员驮行李的牲口。据莫文骅回忆，董必武等老同志没有马匹。孙毅回忆说，他在教导师当参谋长时曾经有过马，后来被洋顾问李德给“勾”掉了。韩振纪也是没有马的，他曾对子女说过，在长征中他是一路走来的。
陈赓、肖劲光、周士第、宋时轮、余泽鸿、冯达飞等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重要人物，当时由于不同原因还背着政治包袱。曾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雷经天，在中央苏区肃反中被开除党籍，这时在干部团当普通战士。
据历史档案文电，中央纵队出发的具体时间是1934年10月10日17时至18时。出发地点是江西瑞金的九堡。红军长征前，上级作了动员，但只说要长途行军，是为了扩大苏区，连转移的时间也严格保密。韩振纪曾回忆：“部队行动前往何处，人皆不晓，路途漫漫。”韩振纪还曾回忆，行动是在一天夜里进行的，月光朦胧，各部队不准燃火把，敌人全然不知。
韩振纪曾回忆，长征初期，毛主席和干部团在一起行军。陈赓、钟伟剑让韩振纪随时把干部团行军方位和遇到的各种情况告诉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的吴烈。那一段，韩振纪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早上，毛主席总是第一个上路，走得沉稳而快速，有时连警卫人员都跟不上。有一段时间，毛主席生病，躺坐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军。
那时环境多变化，敌人随时可能来袭扰，韩振纪不敢多睡觉，到了后半夜就醒了，独自一个人在宿营地周围查看。天刚亮，毛主席就走出来了，碰见韩振纪就说：“又是你！”毛主席浓重的湘音和笑容让韩振纪感到十分踏实。在交谈中，毛主席了解到他曾毕业于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有较丰富的工业和军事知识，对其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韩振纪便与人民军队的军工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韩振纪在一篇日记中记着：“拓夫向毛泽东同志讲陕北情况，较乐观。陈（赓）、韩（振纪）及肖（劲光）数人（在场）。”韩振纪写这篇日记的时间为长征之初。新中国成立后，韩振纪又曾对其秘书讲过：“长征到了陕北瓦窑堡，给养条件不如贾拓夫说得那样好。”当时，军委纵队就贾拓夫这么一位从陕北来的干部，他是由陕北党组织派出，转经上海又到江西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尔后参加长征，曾经和一些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因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很早就知道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当时，长征方向未定，中央红军处境十分艰难，贾拓夫有关陕北的情况介绍，有着重要的意义。
据《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记载：1934年10月8日，中央两个纵队和中央红军各军团（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以及几千名民夫，共86859人。
军委1纵队辖4个梯队，第1、第2、第3梯队司令员分别为彭雪枫、罗彬（又名罗明山）、武亭（湘江战役后）。这时，林野夫妇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张际春调到红5军团，韩振纪奉命率公略步兵学校从雩都转驻瑞金九堡圩向陈赓、宋任穷报道，与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编成军委干部团，番号为“军委第1野战纵队第4梯队”，由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直接指挥。陈赓任军委干部团团（梯队）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钟伟剑、毕士悌、韩振纪先后任参谋长。瑞金九堡，是个有重大意义的地方，既是当年宁都起义时红5军团的集结地，又是长征的出发点。
长征中，干部团也有过不同的代号，例如“公馆”“坦克”等。与干部团一起行动的还有医务所、运输1排，另有一些人员由中央安排随部行动。全团共1000余人。
干部团是军委直接调动的特殊战斗单位，作战主力之一，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指派参加重要战斗或承担主力突破任务。干部团清一色共产党员，组织纪律严，作战能力强，在长征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韩振纪曾经对子女说：长征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行军路线与中央基本一致，在长征中还要开展些教育训练，许多人仍称其为红军学校。
军委干部团人才济济，功勋卓著，在红军长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建国以后于1955年，干部团（长征后期缩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干部营）中有2位被授予大将军衔，7位被授予上将军衔，10位被授予中将军衔，30多位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地方担任省部级以上职务的同志很多。
《韩振纪自传》《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及各附表格中均填写：
长征中任干部团作战科长及参谋长等职。
长征之初，韩振纪任干部团作战科科长，之后，孙毅、郭化若也担任过作战科科长。韩振纪从长征开始到结束，一直在干部团军事核心工作，参与了所有重要战斗的指挥。干部团在遵义会议后曾设有训练科，科长是原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陈明，他是1925年由团转党员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1941年11月牺牲。
莫文骅于1935年4月由上干队调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方强先任营教员，后任干部团总支部书记；干部团后勤机构，在长征途中有过几次变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有钟羲、罗梓铭、危拱之（女，政治协理员）。罗梓铭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副书记，1939年牺牲；遵义会议后，干部团设立了地方工作团，主任王观澜。当时，还有一些同志曾在干部团工作过，例如胡嘉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长征后期调到干部团做过一段民运工作，以后因病在地方休养，长征结束后就调到西路军了。
干部团下辖1个队、4个营：
原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先后为余泽鸿（长征到黎平时）、莫文骅（1935年2月进驻扎西时）周桓（四渡赤水期间）。余泽鸿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长征途中留在川黔滇边开辟根据地，1935年12月牺牲。上干队下设指挥科、政治科和地方工作科。指挥科由团、营级军事指挥员组成，科长周士第；政治科由团、营级政工干部组成，科长余泽鸿（后为苏进），地方工作科，由突围时随军行动的地方县级干部组成，科长冯达飞。（以上据肖劲光等老同志的回忆录。）上干队学员里有不少重要人物，如温玉成（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是上干队政治科学员。
原苏区的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3个营。第1、第2营为步兵营，由连、排长干部组成。1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遵义会议后调来）;2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后为刘道生）;3营为政治营，其成员为连级政治指导员，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有老同志回忆3营是以原公略步兵学校改编的；原特科学校编成第4营，亦称特科营，由炮兵、工兵、机枪干部组成，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后改名黄骅，后为陈仁麒）。
上级干部队和4个营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这些教员中有宋时轮、谭希林、何涤宙、康志强、陈仁麒、阎捷三、洪水等。当时，干部团先后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驻的特派员周兴、龙潜、林接标，其特定职责是搜集敌方情报、锄奸、审查干部。
《肖劲光回忆录》（第149页）介绍：
这4个营的学员都是年轻的连排干部，配有较好的武器装备；而上干队的学员则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武器很少，每个班不过两三支枪。
《韩振纪自传》中写道：
我在干部团负责作战行动方面，对武器装备了解，各营有机关枪等，上干队则无。干部团长征走起来队伍长，其间变动多，有人竟互不记得。上干队的人也调来调去，但总不过200人，能打仗的仅一部分。上干队由中央直接命令，肖劲光同志调走后，该队即不属干部团建制。
红军长征时，武器装备很差，据红二方面军的一份统计报告，平均两人多有一支枪，整个军团有山炮两门、迫击炮4门。中央红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使是装备相对好些的红1军团、红3军团，许多人也没有枪支，还背着大刀、手持梭镖。在军委两个纵队里，都有不少两手空空的非战斗人员。据《红军长征•文献》（第82~83页）1934年10月8日《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记载：中央红军共有梭镖6101支，其中“罗迈纵队”就有3277支。中央红军共有迫击炮38门，其中军委第1纵队16门；中央红军共有重机枪357挺，其中军委第1纵队12挺。据李德《中国记事》：特科营有6门迫击炮、6挺重机枪。如此看来，军委干部团特科营的武器装备在红军里数一流。
据《红军长征•文献》（第82页），中央红军共有338匹马，其中军委第1纵队仅有34匹马。整个干部团也没有几匹骡马。据肖劲光回忆，他所在的干部团上干队只有一匹为病号和年纪较大的教员驮行李的牲口。据莫文骅回忆，董必武等老同志没有马匹。孙毅回忆说，他在教导师当参谋长时曾经有过马，后来被洋顾问李德给“勾”掉了。韩振纪也是没有马的，他曾对子女说过，在长征中他是一路走来的。
陈赓、肖劲光、周士第、宋时轮、余泽鸿、冯达飞等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重要人物，当时由于不同原因还背着政治包袱。曾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雷经天，在中央苏区肃反中被开除党籍，这时在干部团当普通战士。
据历史档案文电，中央纵队出发的具体时间是1934年10月10日17时至18时。出发地点是江西瑞金的九堡。红军长征前，上级作了动员，但只说要长途行军，是为了扩大苏区，连转移的时间也严格保密。韩振纪曾回忆：“部队行动前往何处，人皆不晓，路途漫漫。”韩振纪还曾回忆，行动是在一天夜里进行的，月光朦胧，各部队不准燃火把，敌人全然不知。
韩振纪曾回忆，长征初期，毛主席和干部团在一起行军。陈赓、钟伟剑让韩振纪随时把干部团行军方位和遇到的各种情况告诉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的吴烈。那一段，韩振纪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早上，毛主席总是第一个上路，走得沉稳而快速，有时连警卫人员都跟不上。有一段时间，毛主席生病，躺坐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军。
那时环境多变化，敌人随时可能来袭扰，韩振纪不敢多睡觉，到了后半夜就醒了，独自一个人在宿营地周围查看。天刚亮，毛主席就走出来了，碰见韩振纪就说：“又是你！”毛主席浓重的湘音和笑容让韩振纪感到十分踏实。在交谈中，毛主席了解到他曾毕业于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有较丰富的工业和军事知识，对其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韩振纪便与人民军队的军工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韩振纪在一篇日记中记着：“拓夫向毛泽东同志讲陕北情况，较乐观。陈（赓）、韩（振纪）及肖（劲光）数人（在场）。”韩振纪写这篇日记的时间为长征之初。新中国成立后，韩振纪又曾对其秘书讲过：“长征到了陕北瓦窑堡，给养条件不如贾拓夫说得那样好。”当时，军委纵队就贾拓夫这么一位从陕北来的干部，他是由陕北党组织派出，转经上海又到江西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尔后参加长征，曾经和一些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因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很早就知道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当时，长征方向未定，中央红军处境十分艰难，贾拓夫有关陕北的情况介绍，有着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陈浩良 韩纪民 文清《开国中将韩振纪》，长征中的军委干部团，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韩振纪：（1905-1975），河北省高邑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韩振纪，1905年10月12日（农历）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高邑县东林村一个旧礼教浓厚的家庭。1913年，他在本村国民小学读书，1917年在高邑县立高小读书，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考入直隶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
1924年，韩振纪从直隶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考入保定陆军讲武堂，学届期满毕业后该校解散，1925年春在国民军第2军某旅任科员、见习参谋，同年到西北督办署任科员，1926年在河南王维诚第23师任参谋，1927年初在国民革命军冯玉祥第2集团军总司令部任科员，参加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后，1930年10月任第26路军总指挥部参谋，1931年4月随部开往江西。
1931年12月，在赵博生、董振堂的直接领导下，韩振纪参与了第26路军宁都起义前的大量准备工作，起义成功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五军团第14军侦察科长及第13军参谋处长、副参谋长。1933年2月起，韩振纪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军事教员、军事第1营副营长、政治营营长、军事团副团长，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韩振纪任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训练主任。韩振纪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参加赣州战役、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血战黄狮渡，扼守长源庙，以及清流城外伏击战等战事。
1934年10月长征初，韩振纪任军委干部团（军委第1野战纵队第4梯队）作战科科长，1934年冬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协助团长陈赓担任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参加夺取娄山关、激战青杠坡、保障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四渡赤水、攻占通安州、再夺天险腊子口等战斗。1935年9月、11月初，军委干部团先后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随营学校（干部营）、红一方面军随营学校（干部营），韩振纪任参谋长，参加击溃马步芳骑兵的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副团长、政委，686团政委、延安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115师344旅参谋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参谋长，新四军军工部部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长、新四军第二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东北重工业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机械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5年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