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了。随即晋察冀边区党委按照事先部署，开始了对石家庄的全面接管工作。由黄敬同志出任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组织了有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接管石家庄的主要工矿企业。我原在晋察冀边区工业局民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石家庄解放后，姚依林同志亲自要我到石家庄，参与大兴纱厂的接管工作，并委任为经理兼厂长。经过三五年的工作，改进了原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了业务和生产技术水平。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产力才能得到迅速发展。现仅就接管石家庄大兴纱厂和发还大兴纱厂私营的经过简述如下。
我是在石家庄解放的第二天(即11月13日)晓7时许入城的。进城不一会儿，敌机又开始袭击市内，我和警卫员丁萱掩蔽于一所学校院内树下。敌机轮番地疯狂轰炸，达10多小时之久。直到下午6时，我们才按照市内交通图，朝着大兴纱厂方向前进。
经过一条小街，看到家家关门闭户。我们遵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尽管一天一夜饮食未进，也没去打扰群众。这时，天渐渐黑了，方向难辨，我们只好坐卧在民房外檐下台阶上待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清晨5时许，我们才找到了大兴纱厂。
由于敌机日夜连续轰炸，又以大兴纱厂为重点目标，厂内仓库被炸塌了，纱场清花车间被炸，准备车间和综筘全部烧毁，布场车间除500台自动布机机架幸免外，其余附属设备全部被毁，只有发电厂和职工宿舍未受损失。
大兴纱厂是个私营老企业，我军解放石家庄时，资本家和工厂代理人全跑了。党派我们进厂接管后，及时召回职工，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宣布了人民政府接管大兴纱厂的方针、政策。并号召职工同舟共济，保卫工厂，修复机器，争取早日开工恢复生产。
通过宣传党的政策，工人们逐渐解除了思想顾虑，不再畏惧敌机轰轰之声，也不再日夜在外避难不归。全厂职工回到工厂，开始恢复生产的准备工作。大家精神焕发，干劲冲天。有些老工人日夜都在被炸的仓库里，用手挖、用铁耙清理机器零件和搜集复工所需的物料和材料。
我们乘全厂职工稍加安定之时，带领大家清理和加固厂内原有的防空洞，同时又新建了由厂内通向厂外出口的防空，并对工厂里一切有用的建筑通道、水汽管道以及工具设备、模型资料、会计财务帐簿都安排专人负责保管。为了保护工厂，还建立了护厂纠察队，厂门内外都有警卫。库房修复后，由专人负责日夜巡逻。不久，400千瓦的发电厂经检修后也运转发电了。
石家庄大兴纱厂，是二十年代创建的老厂，设备比较陈旧。动力是用皮带式集体传动的。我们接管时，只有3万枚纱锭，500台自动布机。全厂职工(原两班制)有3600左右。纱厂年产中支纱4万件左右，十二磅粗棉布年产量约1400万米。在我们1947年以前所接管的纺织厂中，大兴纱厂算得上是一个较正规的纺织企业。因此，党中央和边区党委都很重视。中央及时派来工作组，晋察冀边区党委也派来得力干部，协助工厂清队、对职工进行教育以及工、青、妇的组织建设工作。特别是中央领导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司令、彭真同志和肖克将军亲自来厂指示和教导，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仅职工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而且工厂的修复和生产秩序，均走上了正规，为工厂早日恢复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当时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生产物料不足，甚至有些关键材料和机器零件严重缺乏。由于敌人封锁，所缺物资无法从外地购回。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充分发扬了延安精神。没有法兰绒布，就在市场上收买敌军丢下的呢大衣代用;没有小牛皮，就设法用单宁酸揉制小牛皮代用。同时，改进了上漆油的工艺。经过在单机上的多次试用，说明可以代用。然后我们逐机试运转，经过全厂职工20多天的抢救，终于在1947年12月上旬正式恢复生产。
工厂的迅速复工，是同上级领导的关怀分不开的，也是全厂职工日夜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为了生产的顺利进行，我们不断地克服各种困难。例如，由于纺纱机久停未用、厂内的温度都不符合纺纱的要求，所以断头率很高，皮花满地，浪费了大量原棉。于是，我们便招收职工子女80人，改日夜两班为“三班制”，采取24小时换班不停车的措施。这样，不仅改进了生产条件，减少了浪费，而且增加了生产量，为国家多创造了物资财富。但是也有人提出了异议，说军工厂每日两班制，而大兴纱厂却是三班制，这是不适当的，并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主要领导指示:“大兴纱厂的做法是正确的。”从此就巩固了大兴纱厂的三班制的制度。
由于工厂生产不断提高，我们又将落地的油棉和短纤维，增纺十支粗支纱，作为供应新建棉毯分厂生产棉毯之用。同时工厂在市区开设了销售产品门市部。当时，每件棉纱重400磅，一般售价400银元，边币也以折价通用。这时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对繁荣市场、供给军需、稳定边币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肖克同志来厂对我面示，说国民党傅作义部，趁我人民解放军调往东北战场之际，有偷袭石家庄的可能。要求我厂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我们得知此情况后，连夜召开党政工团及生产、供销、班、组负责人紧急联席会议，商讨布置转移计划。决定边生产边撤机，在三天三夜之内，将纱场、布场职工家属和职工等迅速转移。接着我们动员了畜力大车约千余辆，先将轻型机器及开工必需的原料连夜转移到赞皇县。并把愿意转移的职工及其家属也一并送往赞皇几个村庄。同时，成立了集体伙食团、托儿所和子弟小学，对家有老年人的职工生活，也作了妥善安排，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对大型电机、马达以及笨重的设备，用火车连夜运到石德铁路衡水站，妥善安置在路旁、田边，上面用麻包、草皮盖好，以防水湿和暴露，并派专人日夜巡逻看守。
大约10日之后，傅作义部失利，其企图偷袭石家庄的计划终成泡影，我们也立即迁回原厂复工了。从此，石家庄已成钢铁长城，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通过这次备战，教育了全厂的职工，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
1948年12月左右，为交流各企业生产经验，市委成立了市工厂管理委员会、工厂竞赛委员会，大兴纱厂职工积极参加了劳动竞赛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大兴纱厂的职工生产热情很高，生产形势更好，棉纱、棉布的产量、质量，均有所提高。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我们接管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天津中纺公司。根据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中央决定将石家庄大兴纱厂发还私营。发还工作经过了近四个月的协商，在中央重工业部刘鼎部长领导下，于1949年8月左右，在北京签订协议，办理了移交手续。当时私方代表是大兴纱厂董事会驻天津办事处董事陶稚农。会谈进行得很顺利，8月20日，《人民日报》一版以《华北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业发还石市大兴纱厂》为题发表新闻，并附有记者商恺所写的《发还大兴纱厂旁听记》文章，报道了双方会谈情况。
记得当时双方签定的协议基本上有这样几条(公方为甲方、私方为乙方)：
(一)接管大兴纱厂时，由华北工业部投资的开办费、修复费、职工工资费等共计约五十亿元(以边币计)，不要现时乙方付还。
(二)大兴纱厂从复工之日起至移交之日止，机器折旧费，现在私方也不应要求甲方偿还。
(三)工厂新增设备和所存物料、材料等，均应按当时原价交给甲方。
(四)接管时分配的主要干部，由部调回。对大兴纱厂原有职工，一律交乙方安排。
在移交私营的职工大会上，宣布私方对职工的福利、工时及一切权利等，必须遵守人民政府有关规章制度。不准欺压工人，男、女、青工必须同工、同酬。
为了加强工厂的技术力量，在我撤出大兴纱厂前，还向私方推荐了何功京(又名何仲元)为该厂工程师，他是我武汉地下特委何功高的弟弟，与我在南通纺专是同班同学，为人正直，和工人很有感情。我这样做，也想在我们走后，避免工作受损失。
（作者：霍然，系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来源：《大兴纱厂工人斗争史》，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