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外围组织在农村的成立
中共八七会议后，号召全党用一切力量团结群众，尽可能领导群众的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关于北方当时总的前途问题，党中央在致省委的信中指出：尚不是马上暴动夺取政权，而是要尽量发动工农的日常斗争。农运方面，当前要注意一村一村地找出农民的实际要求来发动群众斗争，启发农民对土地政权的意识。信中还指出了顺直地区农运工作的4个重点地区，其中石家庄到长辛店是顺直的重点地区之一。1928年1月，顺直省委为加强对农运的领导，又将全省划为7个农运区域。其中石家庄地区的正定、晋县属保南农运的中心区域。从此，石家庄地区农民运动出现了高涨之势。
中共石家庄地方组织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积极组织党、团员深入农村，开展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和武装农民的工作。在农村建立农民夜校、农民协会、穷人会等党的外围组织，领导贫苦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斗争。农民夜校是党的外围组织之一，也是教育和组织农民的形式之一。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党员、团员为骨干，依托乡村小学，凭借小学教员中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乡村广泛开办各种类型的夜校，如农民夜校、平民夜校、贫民夜校等，以教识字、学算数的名义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文化教育、革命的启蒙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宣传教育。夜校这种形式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在元氏县，党组织建立的各种夜校有10多所，是石家庄地区农民夜校办得较好的县份之一。在元氏县委领导下，北岩村党、团支部首先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农民建立了读书小组，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然后以读书小组成员为骨干串联起百余名贫苦农民，在村东火王庙成立北岩村农民夜校。他们提出“穷人也要读书学文化”的口号，还选举了校长、校董和校监，选聘了教员。在褚庄村，党支部开办的夜校规定，只要符合年龄都可以免费上学。他们自编的教材，通俗易懂，切合农村实际，深受农民欢迎。其中有段自编的顺口溜这样写道：“不识字，真是难，睁眼瞎，不会看；识了字，就是好，能算账，会记条……”由于夜校受到贫苦农民的欢迎，参加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不仅褚庄村，就连魏村等附近村庄的贫苦农民也来上课了。这样一来，出现了教室、教材和经费困难问题。党支部就组织学员与村长交涉，计划利用村中的官产、官地、官树等解决这些困难。这一要求遭到以村长为首的掌权富户的反对。在夜校负责人、共产党员吴锡彤、刘天玉等人的领导下，学员们在村内进行示威游行，强行将官树编上号拍卖，卖树的钱做夜校经费，用官房做教室等。这一举动引起了富户乡绅的不满，他们为争夺阵地，拉拢群众，也搞了一个对立的夜校，也进行游行示威，抢占官房官产，并依仗权势用村中的官钱拨发经费，企图挤垮共产党开办的农民夜校。党支部组织百余名贫苦农民参加的请愿队，到县政府状告村长，要求解决农民夜校的经费、教材和校舍等问题。在强大的压力下，由县教育局出面给予调解，使夜校的经费、校舍等问题得到解决。农忙季节，地富人家要到市场上雇短工。往年，有钱人家将工钱压得低低的，穷人为找口饭吃，只好忍气吞声。这一年却不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雇工们团结起来，开展增资斗争，迫使地富提高了雇工的工资。
褚庄村农民夜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其他乡村贫苦农民斗争的决心和信心，随即梨村、赵村、吴村等10余个村庄相继兴办了夜校。城内中街开办的平民夜校，以教珠算、学算账为名，进行革命宣传。赵村党支部以武术团体的名义将一些贫苦农民集聚在一起，学武术，学识字，讲解革命的道理。
在石家庄地区的正定、深泽、井陉、赞皇等县，党领导下的农民夜校也办得红红火火，并呈现迅猛发展之势。农民夜校的建立，不仅为党在农村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合法的斗争找到一条有效途径，也为党在农村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建立农民夜校的同时，石家庄地方党组织还在乡村建立了农民协会、穷人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当时，在石家庄地区多数县份均成立了农民协会，其中成立较早、工作较活跃的是井陉、正定、赵县、晋县、深泽、藁城等县。农民协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贫苦农民反对地主的剥削压迫，抗租、抗债、抗差、抗息，把矛头对准反动村政权；凡是村政权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情，农会就同他们作斗争，直至夺取村政权。这时，凡是有中共党员的乡村大都建立了农民协会，贫苦农民有困难和问题，愿意找农民协会商量，农民协会为贫苦农民撑腰打气。
在井陉的横涧、威州、良都、台头、寺庄、东冶、孙庄等一带，农民们都发动了起来，有半数以上村庄的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设会长、副会长，下设组织、宣传、保卫，还成立了农民纠察队。农民协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斗争也很激烈。党支部不断领导贫苦农民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大都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不仅锻炼教育了广大贫苦农民，也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更加牢固。
晋县的农民协会负责人多数是共产党员，会员队伍发展迅速。到1930年底，全县有20多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发展到2000多名。1927年8月，晋县县委发动农民协会会员和农民群众5000多人，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捐抗税请愿斗争，要求反动当局停止预征下年度的钱粮，取消苛捐杂税，反对盐斤加价。在群众强大的威慑之下，反动当局被迫答应了所有条件。1929年冬，国民党晋县县党部为了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组织，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所谓的“农民协会”，妄图以此与贫苦农民组织的农协相对抗。在县城一次集日上，他们利用警察强拉了300多名赶集的群众参加其组织的游行宣传，让群众为他们喊“一党建国，改良农业”的口号。县委及时组织农协会员和共产党员将计就计，插入到游行队伍中，带领群众高喊“打倒刮民党”等口号，游行队伍还冲进国民党县党部，砸了县党部的牌子。这次行动，打击了反动政府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1930年，晋县县委在领导和组织暴动的准备过程中，十分重视农民协会的作用，使农民协会又得到一次大发展。暴动前夕，农民协会会员配合赤卫队在全县各地进行了一系列革命宣传活动，后因暴动计划被破坏，农民协会组织亦遭到株连。
1929年春，赵县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在共产党员的带动和影响下，成立了北朱家庄农民协会，提出“同舟共济，团结互助”“共谋劳动群众利益”的口号。他们一面帮助穷人解决生活困难，一面宣传团结起来就是力量的道理，使广大贫苦农民团结在农民协会周围，与号称“八大富户”之一的头号大地主、村长朱老锡和地主、校董朱老翊进行斗争。这两个大地主，平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欺压百姓，横行乡里。5月，农民协会把全村群众召集在一起，揭露了两个大地主的罪行，号召大家进城告状。久受压迫，苦水一肚子的农民群众纷纷响应，100多人开进县城，迫使县长答应改选村长，并把群众威信较高、穷人拥护的人选为村长。北朱家庄群众状告村长的胜利轰动了全县城乡，此后，其他乡村也纷纷成立农民协会。
1930年冬，中共石家庄(保南)中心市委书记柏玉生在赞皇活动时，帮助建立了中共赞皇区委。区委成立后，按照上级关于“年关不还债，打倒高利贷，分粮吃大户”的指示精神，立即把工作重点放在乡村，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抗捐抗税斗争。要求党员分头深入农村，发动贫苦农民秘密组织“穷人会”“抗账会”“互助会”“植树会”等群众组织。被派到西部山区寺峪沟的共产党员张适如，以开杂货铺作掩护开展工作。他借店铺开张和贫苦农民到此买东西之机，进行革命宣传，向贫苦农民讲，穷人为什么穷?不是命不好，也不是坟地风水不好，而是地主富农剥削造成的。大家要翻身，过上好日子，就得起来闹革命，建立新社会。大家听后，对新社会十分向往，阶级觉悟也提高很快。张适如看时机成熟，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成立农民自己的组织——穷人会，得到大家积极响应。穷人会成立后，提出了“团结起来力量大，抗租抗债斗恶霸”口号，会员发展到30多名。
穷人会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4个月后，楼底以上的永福台、软枣会直至嶂石岩，甚至临城、山西里沙瑶等地的农民群众也发动起来了。队伍壮大了，为便于领导，将穷人会会员按地域分成嶂石岩、苏家台、大凡三片，指定专人负责。穷人会的组织比较严密，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每月在沙滩或在黄庄前山沟召开一次会议；要求会员秘密准备收藏红缨枪、大刀和土炮等武器，以待时机，迎接红军到达，组建赞皇武装力量。此间，区委还在穷人会会员中发展了贾其祥、郑法云、赵赶年等多人加入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
赞皇寺峪沟穷人会的迅速发展，引起中共保南市委的重视，1931年8月，市委派遣共产党员王友林到寺峪沟指导工作，使农民抗租抗债、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达到高潮。穷人会的成立，使广大贫苦农民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杆，而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却闻风丧胆，威风大灭，再也不敢横行霸道。但是，正当穷人会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时，对穷人会怀恨在心的大地主杜先、吕梧桐等人，偷偷到县衙告发“共党”造反闹事。县衙立即派武装侦缉队开进寺峪沟，抓捕了共产党员王友林及王群荣等6名会员，穷人会遭到镇压。
石家庄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农民协会、农民夜校和穷人会等群众组织在农村建立后，由于客观上敌我力量悬殊，主观上组织不够严密，缺乏经验，致使多数组织遭到反动当局镇压或破坏。但是，它为党在农村开展工作，占领农村广阔的阵地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为党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也为尔后发动农民暴动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