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无人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从1941年春开始，日军先后在石家庄平汉铁路以西，党的基础较好、群众拒绝应敌的根据地边缘区村庄制造了大面积的“无人区”，以限制八路军和游击队、民兵的活动，断绝我党政军民各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根据地军民为消灭“无人区”，同日军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
1941年2月，日军对太行第一专区井陉(南)“扫荡”和“蚕食”后，在东起石佛，经滴水岸、西尖山、王庄、七狮村、硫沙硼、支沙口一线的交通要塞、隘口构筑碉堡，建起封锁沟(墙)，将沟(墙)以南的柿庄、南北孤台、前头庄、掩驾沟、大王帮、南北芦庄8个村长15公里、宽5公里的地带划作“无人区”，8月，日军在对北岳区大“扫荡”中，西沿冀晋边界从五台县石咀、门限石、耿镇、河口至盂县会里、上下社、华咀；东沿山地边缘从行唐故郡、南伏流，灵寿东西孙楼、狗台、牛城，平山大吾、白塔坡，井陉八里沟、梅家庄至平定(北)娘子关两线挖沟筑墙，架铁丝网，修碉堡，建起了东、西两条封锁线，并在这两条封锁线之间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包括北岳第五专区平山县20个村，行唐县14个村，灵寿县16个村，井陉(北)县10个村。1942年4月，日军扩大“无人区”，仅灵寿县先后就有近百个村庄变成“无人区”，约5万人无家可归。从9月28日开始，日军将在元氏建起的第三道封锁线继续向南延伸，先在赞皇县北潘、都户、千根、院头、赵峪、庄河、九龙岗、郭家东岭、大河道、崔家垴建碉堡，沿碉堡构筑起封锁沟(墙)，制造了宽约5公里、长约40公里的“无人区”，约40个自然村。
在“无人区”内，日军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日伪军天天出动，驱赶群众出村，然后放火烧房。之后还要拆墙挖根基，将砖、石运去修碉堡，抢走粮食、牲畜等一切财物。日军每到一村，还必“砍光”“毁光”，把大小树木一律砍倒，村内外包括坟墓、石碑在内的一切建筑物一律推平，用木棒将地里的庄稼统统打倒，以消除目障，防止我地方人民武装袭击。就这样，原来好端端大片村庄变成了人迹灭绝、断壁残墙、耕地废弃的无人区。对“无人区”的村民，日伪军将其驱赶到封锁沟外的“爱护村”，发给“良民证”，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良民”们被赶到几个大隔栏内圈起来，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老弱病残多被饿死，青壮年被强行拉到井陉煤矿或外地去当劳工。不愿住到日本人隔栏里的人们则躲到野外，挖洞穴、搭草棚，勉强栖身。日军的特务队、灭共班、宪兵队，到处搜查我党政军干部的情报，捕杀党员干部家属。1941年9月，日军在井陉(南)县“无人区”7天杀死350多人；在赞皇“无人区”，日军一旦发现哪个村有人，立即开枪打死；在灵寿县石坎据点里设有断头台、杀人沟、刺杀场、稀屎井。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该据点一年多，杀害民众679人。
日军的极端残暴并没有使“无人区”人民屈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人区群众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斗争。其方式之一是宁可在荒郊野外、山沟里与敌人打转转，也决不到敌占区去当日本人的“良民”。村党支部、村公所远在野外游击活动，一面领导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对敌斗争，一面组织群众恢复生产。村游击小组白天同敌人周旋，寻机打击进村搜查的敌人。晚上则配合部队埋地雷、扒电线、平沟破路。到敌碉堡附近鸣枪射击，扰乱敌人，对伪军喊话，进行分化瓦解。1942年4月，灵寿县委对“无人区”抗日斗争作了部署，要求“无人区”的基层党组织动员群众，摧毁敌人封锁沟，清除敌探、奸细，严惩汉奸特务活动，进一步隐蔽、严密、纯洁“无人区”内党的组织，恰当处理自首分子，组织流离失所进入沟内的群众返回根据地，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吃饭、穿衣问题。县委按照“分散领导，单独作战”的原则，在“无人区”有重点地建立了平行支部，培养秘密干部，将红与不红的党员分开编组，实行精干隐蔽政策；利用两面政权将公开与隐蔽、“合法”与“非法”、“政治”与“经济”、“软磨”与“硬抗”等几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粉碎敌人变“无人区”为“治安区”的企图；挖地道、修暗室，防止敌人抓捕。1941年秋冬，“扫荡”北岳区的日军回撤，上级党组织及时发出消灭“无人区”、恢复根据地的指示。各县委、抗日民主政府主动与逃亡群众联系，组织流离在外的难民返乡。以分散和小型方式恢复健全党的支部和临时性村公所。平山县设置了招待所，负责收容、安置“无人区”难民。1942年开春，又开展了大规模归乡生产运动。组织力量宣传党的政策，解除群众对回家后生活无着和安全方面的顾虑，同时帮助回乡生产的群众修房子、购置农具、籽种、牲畜，尽量减少他们的抗战勤务和经济负担。建立春耕突击小组，实行集体耕作，生产与战斗密切结合。灵寿县“无人区”组织了260个拨工互助组，参加人数2243人。他们有的站岗，有的种地，互相掩护坚持抢耕、抢种。到1944年5月，在灵寿县“无人区”里有2万多亩荒地恢复了耕种，县、区游击队也伸到敌人点线附近，警戒、打击出扰的日伪军，保护群众生产。平山“无人区”村庄，民兵在村边高地布上岗哨，立起“消息树”。敌人一出动，“消息树”就倒，群众立即撤退和疏散。一家几口人种地也有明确分工，有的背锅碗，有的背粮，有的背被褥，日军一来，背起来就转移，敌人走了又继续回来耕种。“无人区”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生产，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口粮，还交纳了抗日救国公粮。一时生活在敌“爱护村”的群众，表面上是日本的“良民”，有的青年甚至还参加了伪自卫团，但实际上都是地下抗日骨干分子。“伪自卫团员”们用晚上在封锁沟边站岗的机会，经常掩护八路军武工队出入，掩护运送公粮、物资的队伍过沟。1942年秋后，平山、建屏等县几次组织群众从沟里往外运粮，每次都是“自卫团员”掩护过沟。另外，他们还担任调查汉奸和嫌疑人员的任务，为锄奸反特提供情报。到1944年上半年，日军在井陉、赞皇、平山等5县制造的“无人区”已基本被抗日军民拔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