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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广泛开展敌工城工工作(二)

时间:2019-11-05 14:26:15文章来源: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之后,晋察冀边区北岳第四地委,冀中第六、第七地委,晋冀鲁豫边区太行第一地委及各军分区,加强了对石门及各县城镇城市工作的领导,建立工作机构,派遣精干力量进入石门及各县镇,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搜集情报、采购物资、里应外合打击敌人的活动,为各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8年、1939年期间,晋冀豫区党委和冀西地委就曾派个别党员干部打入石门,开展隐蔽工作。1943年底,太行第一地委武工队在元获县金良川建立指挥部,逐渐向石门渗透。1941年初,中共北岳第四地委成立城工小组,由地委副书记王昭任组长,魏士珍任专职副组长,具体领导地委对石门的地下工作。1943年5月18日,中共北岳区党委作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县重视城市工作,并建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区党委指示由北岳第四地委组织部长杨春茂兼任城工委书记。1943年,中共冀中第七地委藁无县委成立石正工作委员会,针对石门、正定开展工作。1944年5月,第七地委成立城市工作部,在原石正工作委员会基础上组建了石门工作委员会。1944年3月,中共冀中六地委成立城工部,朱康任部长,约八、九月间在石门开展工作。

  1944年春,太行区党委成立太行区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采取以近郊农村为基地和跳板,发展家住农村和与农村有亲朋关系的产业工人入党,利用其合法身份,在市内开展工作。各地委在石门的地下工作方针是:“在精干隐蔽、长期埋伏政策下,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力量。”具体工作任务是建立党的组织,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组织群众开展斗争,争取上层分子,在城市内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力量。

  开展城市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秘密党组织。石门失陷以后,市内党组织和绝大部分党员外转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少数留在市内,进行隐蔽斗争。各地委城工委(部)成立以前,除地委、军分区向市内派遣干部外,各县委也向市内展开工作,建立地下党组织。由于领导不统一,战斗力不太强。各地城工委成立后,首先派遣精干的党员干部进入石门工业、交通、市政、学校等部门,一方面与隐蔽党员取得联系,抓紧对原有党组织的整顿及党员的分期培训,健全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一方面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对我派遣抗日骨干分子进市的,经严格考察,成熟后发展为党员。组织发展重质不重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发展后注意平时教育。截至抗战胜利,北岳(冀晋)第四地委和冀中第七地委,先后在市内建立了近30多个支部,10多个小组,还有一些单线领导的共产党员,发展党员220多名。1944年7月,太行区石门城委会的工作已伸入到石门西郊,建立跳板区、堡垒户,先后在南杜、简良、玉村等地发展了36名党员。这些党员分布在市内铁路系统的机务段、电务段、铁路大厂、学校等社会的各个阶层,以郊区农村建立跳板区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另外,在党员周围还发展了大批拥护共产党、积极做抗日工作的地下关系。石门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共产党在石门及周围城镇开展工作创造了先决条件。

  1941年初,北岳第四地委成立城工小组,地委副书记兼组长王昭和副组长魏士珍在正太铁路石门至阳泉铁路沿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并有重点地向石门市内派遣力量,如在电业局等单位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同年冬,受冀中军区党组织派遣打入驻石门日军三九○六部队的王革非,利用在敌人内部工作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成员,搜集了敌人大量的军事情报。如1942年秋冬日军“扫荡”晋察冀边区的情报,日军图谋捕捉在晋深极县养病的冀中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尹诗炎的情报,由于送出及时避免了重大损失。冀中五一大“扫荡”后,原安平县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开明士绅邢玉祥,受冀中军区派遣在石门建立联络站,并与冀中第七军分区石门情报站取得联系。后情报站派乔士模等党员进市,在邢玉祥掩护下利用工作之便,掩护来往的地下党员,送出了不少情报,还给根据地输送了一批武器、弹药、良民证和其他紧缺物资。太行石门城委会领导的党员和骨干分子在社会上利用“谈心会”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与敌人展开了合法的或隐蔽的斗争。1944年8月,日伪华北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机械厂,拖欠半个月不给工人发放玉米面。在该厂工作的太行城委会地下党员抓住时机,利用合法身份团结工人怠工3日,迫使该厂日方发放了玉米面。打入铁路大厂的共产党员组织工人怠工、破坏电话线路和铁路车辆。打入大兴纺织厂的共产党员组织工人反对搜身制度,配合武工队砸了振头伪警察所。

  北岳第四军分区司令部领导的石门中心情报站的工作人员,有的在日伪公署传达室工作,专门搜集日伪地方机关、8个警察所、日本宪兵队的情报;有的在西兵营、飞机场负责侦察敌飞机场的军事情报;有的在市内以做小买卖为掩护搜集日军感化队、喇咕队、日伪修械所、警察署的活动情报;有的在石门日本建设总署做晒图工作,利用工作之便窃取出“飞机场”“石津运河”、3个兵营等设计规划图纸资料;有的甚至打入日伪特务系统,在日本特务机关窃取了1939年蒋介石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绝密文件。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情报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枪炮子弹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