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历险记
时间：2023-09-01 10:22:58文章来源：
中国共产党章程
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的小册子，早已泛黄的纸页上，记载了我们党在历史上留下的厚重印记。小册子是记录党的二大的孤本文献，里面收入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十分珍贵。这部党章曾经历了非同一般的历险奇遇。
秘密诞生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等。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和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理应在党成立之时就制定出来，但是在一大召开时我党并没有制定党章，只是通过了“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的党纲。在随后一年时间里，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为尽快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就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正式的章程。于是，制定党章就成为党的二大的重要任务之一。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党的二大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审议通过了包括党章在内的11份文件。至此，我党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诞生。
首部党章共6章29条，千余字，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条文对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月夜托付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政治环境严酷，反动势力猖獗，加之党内同志生死离别、流血牺牲，导致很多早期的党内文件很难得到保全。而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文件，由于一对父子不惧危险、忠诚呵护，《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文孤本才得以保全下来。
张人亚
1922年，二大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11份文件铅印成册，秘密分发给党内部分同志学习。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人亚也得到了一本。张人亚，原名张静泉，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霞浦镇，在家里排行老二，16岁时为谋生到上海凤祥银楼当金银首饰制作工，1921年加入当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21名工人党员之一。张人亚得到小册子，非常珍爱，小心翼翼地将其保管起来。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这样的小册子一旦被搜了去，册子的主人定会身陷囹圄、性命不保。但是出于对党的热爱，张人亚还是甘冒生命危险，将其珍藏在身边，这一藏就是5年。在张人亚的精心保护下，这本册子安然无恙。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各地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各地血雨腥风，革命者血流成河。张人亚并不惧死，但是最放心不下家里秘藏的一大包党的文件书刊，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这可都是党的宝贵文献啊！随身携带根本不现实，因为随时可能被国民党搜去，太不安全；一把火烧掉，自己又哪里舍得。到底该怎么办？
经过再三考虑，张人亚决定把它们送到乡下老家保管。于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张人亚将一大包文件交给父亲，再三嘱托好好保管。父亲张爵谦接过包裹，感到沉甸甸的。“爹，我这次要出趟远门。您千万替我好好保管它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临走时，张人亚又嘱咐一遍，才拜别了父亲，急匆匆消失在夜色里……
空冢秘藏
张爵谦怀抱着儿子连夜送来的包裹，联想到时下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正在到处捕杀共产党，深感事情严重。该如何保护好这批文件呢？
张爵谦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编了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对乡亲四邻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信，听说早已死了。在这之后，张爵谦又按照当地的习俗，在镇东长山岗上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张爵谦把儿子带回去的那一大包文件书刊用油纸层层裹好，藏进空棺，埋在了墓穴里。墓碑上，张爵谦本想刻上儿子的全名“张静泉”，但为了稳妥，他删去“静”字，以“泉张公墓”之名埋藏了儿子的秘密。他十分清楚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始终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跟谁也不曾提起过。
张爵谦期盼着有朝一日儿子能回来，他好将这些东西“原物奉还”。不幸的是，那次匆匆一别，竟成了父子俩的诀别。1933年1月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一篇《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文章这样写道：“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原来，5年前的那晚，张人亚离开家乡后又辗转上海、芜湖，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又前往苏区瑞金，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因长年忘我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于1932年12月23日在从瑞金去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病故，年仅34岁。
重见天日
1950年，全国都基本解放了，可张爵谦老人苦苦想念的二儿子却始终没有归来。为找到儿子，张爵谦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又通过组织寻找，可是始终没有结果。
1951年，年事已高的张爵谦感到这批重要文件再也不能这样“秘藏”下去了，必须让它们重见天日，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于是，他把在外工作的三儿子张静茂叫回老家，挖开墓穴，打开棺材，这才揭开了埋藏于心底、埋藏于地下的空冢之谜。从埋入空冢到挖土取出，已经20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这批珍贵的文件依然完好。
张静茂把文件带回上海，专门刻了两枚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在了文件和书报上。随即，他将这批文件交给了上海的相关部门。上海又将它们上交中央档案馆。
在经历了这一番曲折历险之后，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成为我党最为宝贵的文献之一。
（原文载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7月上。作者单位：唐奎，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武春霞，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各地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各地血雨腥风，革命者血流成河。张人亚并不惧死，但是最放心不下家里秘藏的一大包党的文件书刊，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这可都是党的宝贵文献啊！随身携带根本不现实，因为随时可能被国民党搜去，太不安全；一把火烧掉，自己又哪里舍得。到底该怎么办？
经过再三考虑，张人亚决定把它们送到乡下老家保管。于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张人亚将一大包文件交给父亲，再三嘱托好好保管。父亲张爵谦接过包裹，感到沉甸甸的。“爹，我这次要出趟远门。您千万替我好好保管它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临走时，张人亚又嘱咐一遍，才拜别了父亲，急匆匆消失在夜色里……
空冢秘藏
张爵谦怀抱着儿子连夜送来的包裹，联想到时下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正在到处捕杀共产党，深感事情严重。该如何保护好这批文件呢？
张爵谦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编了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对乡亲四邻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信，听说早已死了。在这之后，张爵谦又按照当地的习俗，在镇东长山岗上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张爵谦把儿子带回去的那一大包文件书刊用油纸层层裹好，藏进空棺，埋在了墓穴里。墓碑上，张爵谦本想刻上儿子的全名“张静泉”，但为了稳妥，他删去“静”字，以“泉张公墓”之名埋藏了儿子的秘密。他十分清楚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始终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跟谁也不曾提起过。
张爵谦期盼着有朝一日儿子能回来，他好将这些东西“原物奉还”。不幸的是，那次匆匆一别，竟成了父子俩的诀别。1933年1月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一篇《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文章这样写道：“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原来，5年前的那晚，张人亚离开家乡后又辗转上海、芜湖，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又前往苏区瑞金，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因长年忘我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于1932年12月23日在从瑞金去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病故，年仅34岁。
重见天日
1950年，全国都基本解放了，可张爵谦老人苦苦想念的二儿子却始终没有归来。为找到儿子，张爵谦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又通过组织寻找，可是始终没有结果。
1951年，年事已高的张爵谦感到这批重要文件再也不能这样“秘藏”下去了，必须让它们重见天日，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于是，他把在外工作的三儿子张静茂叫回老家，挖开墓穴，打开棺材，这才揭开了埋藏于心底、埋藏于地下的空冢之谜。从埋入空冢到挖土取出，已经20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这批珍贵的文件依然完好。
张静茂把文件带回上海，专门刻了两枚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在了文件和书报上。随即，他将这批文件交给了上海的相关部门。上海又将它们上交中央档案馆。
在经历了这一番曲折历险之后，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成为我党最为宝贵的文献之一。
（原文载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7月上。作者单位：唐奎，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武春霞，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