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西柏坡时期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时间：2018-11-14 10:24:40文章来源：
刘一江
【内容提要】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建立到发展壮大，从严治党贯穿其中。西柏坡时期，我党制定了从严治党的一系列制度规定：出台党内纪律制度，严格以纪依规治党；提出“两个务必”，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开展土改整党运动，纯洁党的组织和队伍等。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思想和所采取的措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夺取全国胜利建设新中国提供了重要保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与西柏坡时期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其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继承发展的，从中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必须坚定政治信念, 牢记“两个务必”，践行“四个意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守纪律讲规矩，对党纪党规心存敬畏、知行合一；必须对触犯纪律规矩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系统化、制度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的里程碑。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全面从严治党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四条基本方略中。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建立到发展壮大，从严治党贯穿其中。特别是西柏坡时期，是我们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从1947年7月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正式成立，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前往北平，这一年九个月时间里，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务必”，建立健全了请示报告制度、党委制度等从严治党的一系列制度，为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温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验之一：出台党内纪律制度，严格以纪依规治党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我们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新形势对于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随着革命的胜利，一些同志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组织纪律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肃党的纪律。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1、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到1948年，我党已发展成为300多万党员的大党。针对一些无纪律无政府状况和地方主义倾向，1948年6月中央号召全党干部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在《前言》中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的铁的纪律，我们就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经取得的胜利。”“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迅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地方主义、经验主义，以达到党的政策与纪律的统一”。[1]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高度重视并认真讨论了党的思想建设问题，要求全党加强纪律性。毛泽东讲了八个方面，其中第七部分专题讲了“加强纪律性”，告诫全党“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任弼时强调“执行纪律是无条件的,但养成纪律是有条件的”[2] 要求严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中国共产党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需要强调统一和纪律，只要统一集中起来，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大家都服从纪律，就能战胜一些错误的倾向和外界的不良影响。”九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分清了哪些事项由中央决定，哪些事项由地方事前请示中央并经中央批准后实施，哪些事项是事后报中央备审的。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 凡在执行中遇到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在执行中遇有特殊原因在不得不权宜处理的情况下，可变通办理，但事后必须请求中央追认。
2、健全党委制，实行民主与集中的统一。1948年9月，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健全党委制，就是为了解决“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形同虚设”等问题。决定今后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需交委员会讨论，做出明确决定。同时强调，应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统一。这个决定总结了我党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经验，对于建立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结论中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讲了十二条方法，包括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讲五湖四海，力戒骄傲等，这是健全党委制思想的具体化。在党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 [3]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规定：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决议下发后，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相继召开，使党内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
3、规范各部门工作制度，确保机关工作规范。为迎接全国胜利，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加强了制度建设，规范了部门之间、部门与上下级之间的运行机制，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中央对宣传工作提出具体要求，1948年6月3日，毛泽东指出：“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4]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宣传工作方面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财办等都制定了严密、规范的纪律。
经验之二：提出“两个务必”，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面对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以及即将执政的考验，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党中央可谓深谋远虑。
1、提出“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加强思想和纪律约束。 在即将登上执政大舞台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能否密切联系群众，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能否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分析了因为巨大胜利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并以万里长征来形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别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在会议最后一天，做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5]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要求全党同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防止党内革命意识消退的重要举措，也是针对革命胜利后可能滋长的享乐主义、功成名就的告诫。这个告诫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思考，更是对未来的告诫。
2、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善党的群众纪律。随着一些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加强入城教育显得尤为迫切。 1947年10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重新颁布，并重新统一规定了具体内容，要求各地各军“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除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和“不虐待俘虏”外，主要强调了部队进城后，在群众纪律、经济纪律等方面的遵守。1948年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指出：“一切干部和士兵，都不得自由夺取物资，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6]毛泽东对西北地区就我军进入高家堡后违反政策和破坏纪律行为写了批语：“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7]朱德也对部队强调：“ 今后你们打进一个城市，一定要先把工厂、商店等好好保护起来，真正做到仁义之师，秋毫无犯。”[8]。12月，中央批转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要求“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9]
3、重视学习，提高全党干部素质。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面对迅速发展的领导和管理城市工作新形势，1949年1月11日，中组部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有关干部工作时，分析了存在干部数量不足，缺额很多，急需熟悉支援战争、接管城市、青年运动等方面知识的干部。同时，经验主义又在全党普遍存在。这对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的更高要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全党用极大的努力加强学习，号召为建设新中国而学习，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建设和管理城市。全会规定了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读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12本书；同时要求全党必须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毛泽东鼓励全党：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次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和领导新中国建设的能力，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国民经济，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
4、创办马列学院，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为了提高党的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为新中国的诞生培养理论干部，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由刘少奇任院长，校址位于距中共中央当时所在地西柏坡约十里的李家沟村。《决定》明确规定马列学院的任务为：“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 同时，在中央和华北局的筹划下，华北军政大学在获鹿县南新城，华北大学在正定县城先后开学。马列学院第一期招收50—80人。学生入学后，主要学习中外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每学期都有作文课，以锻炼学生的政治与写作的能力。最后一个学期，每人都结合中共党史的学习写了学习笔记。学习时间原规定为一年半，实际上延长到两年零十个月。第一期重在培养理论干部，收效比较显著。
经验之三：开展土改整党运动，纯洁党的组织和队伍
全国土地会议后，为了推进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解决党内组织不纯以及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地富路线问题，以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将土改引向深入，党中央部署进行了土改整党运动。
1、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促进土改。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拥有土地。1947 年7月至9月，中央工委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拟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该纲领宣布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解决土地问题，必然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然而，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已进行土改的地方也有不彻底。 中央认为，原因主要是农村地方组织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跟上。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对基层党员尤其是新党员的学习教育抓得不够系统严格。不少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未完全入党，党性修养不高，容易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和骄傲自满情绪。二是组织不纯。除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外，有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在抗战时表现很好，却跟不上形势，他们阳奉阴违地阻扰土地改革。三是作风不纯。有些村支书严重脱离群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搞家长制，甚至欺压群众。有的党员干部私心膨胀，有多拿多占贪污现象。四是思想不纯问题，有些党员干部阶级意识模糊，执行土改政策不坚决，甚至袒护地主、富农。中央认为，解决基层存在的问题，必须进行整党运动。
2、“三查”“三整”。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讨论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便是整党，并提出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后，整党与平分土地的工作同时在各解放区铺开。结合土改进行的整党，以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为重点。主要方法是在党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进而克服党内存在的组织、思想、作风不纯等现象。按照中央部署，各解放区纷纷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组织大家批判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揭发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严重现象。各地还派出工作团或工作组到农村基层蹲点，具体指导土改和整党工作。
3、推广整党的“平山经验”。平山县土改整党的做法是：先在村支委会、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邀集群众积极分子参会；征求一般群众特别是贫农团的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召开支部大会，汇总各方意见，对党员进行评议并表决，根据表决结果决定谁是否留在党内；干部还须向全体村民通报工作、解剖思想；最后是改选支部，全体党员投票选出有威信的党员。平山土改整党的经验，被中央肯定并向全国推广。1948年2月，刘少奇在《平山老解放区土改经验》一文中说：“平山把土地改革与整党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改变过去农村支部的神秘性，打破坏分子隔离我党与群众联系的障碍，改善了我党与群众的关系，创造了老解放区发动群众平分土地的经验。”[10]中央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文件中曾指出，平山的整党工作，“以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11]这场整党运动历时一年多，有不少创新之处：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基层组织为重点的大规模整党运动；首次实行开门整党，党的支部和党员公开化，邀请群众参加整党会议，接受群众监督；整党运动与土地改革、促进生产相结合，做到整党与日常中心工作两不误、两促进。整党运动有效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存在的作风、思想、组织不纯问题，为党领导解放区的各项建设，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当代启示
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关于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思想和所采取的措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维护了党的统一领导，民主和集中得到了统一，增强了全党全军的执行力和战斗力；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规范了机关内部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历史已经证明，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举措，是夺取全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保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与西柏坡时期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其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继承发展的，从中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必须坚定政治信念, 牢记“两个务必”，践行“四个意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西柏坡时期正处于大决战的前夜，党和军队工作千头万绪，党中央紧紧抓住从严治党这个中心环节，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定，及时纠正了各种违反纪律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全党全军步调一致，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权威，做到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迅速、坚决、彻底，这是夺取新胜利的根本保证。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树牢“四个意识”，把坚定政治立场摆在首位，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启示二、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守纪律讲规矩，对党纪党规心存敬畏、知行合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西柏坡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带头遵守纪律，率先垂范，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准备和刘思齐结婚，由于思齐差几个月不到结婚年龄，毛泽东让他们再等一等。当时，毛岸英想不通，毛泽东很严厉地说，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但是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12]一代伟人的崇高风范永励后人。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时刻绷紧纪律和规矩这根弦，切实增强守纪律讲规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身作则、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在党纪和规矩面前决不可“任性”，真正使守纪律讲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一种行为自觉。
启示三、必须对触犯纪律规矩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西柏坡时期，为把纪律规矩落到实处，中央加大了督促检查的力度。中央关于请示报告的指示发出后，有的部门没有落实，对此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发电报提出了严厉批评：“不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综合性报告，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13]收到电报后，该部门做了检讨，改正了错误。由于党中央坚决维护党的纪律，敢于向不守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有力地维护了中央权威，强化了党纪的严肃性。这就启示我们，谁触犯纪律的“高压线”就要受到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对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现象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论是谁，只要违反了纪律、破坏了规矩，就要追究、问责、查处，不能姑息迁就，使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形成守纪律、讲规矩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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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一江，男，1964年5月生，现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党史研究、历史文化研究。河北师大全日制中文系本科毕业，在大学任教五年。在市委研究室工作二十余年，从事政策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系石家庄市第五届社科优秀青年专家，市委党校兼职教授。在中央、省、市报刊、内刊发表研究文章、理论文章5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