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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时间:2022-08-18 10:51:58文章来源: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三个重要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错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推动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积累的新鲜经验,促进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和进一步发展。这三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021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形成的三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问题的第一个决议。它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革命的探索、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探索密不可分。

  曾经有过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近代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搞革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别的国家也不能提供可以照抄的模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了严重挫折。从革命斗争的这种失误教训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这种认识是一步步得来的。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遇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第五次反“围剿”又遭到严重挫折,经过长征后,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两万多人。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解决了党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比过去更加艰巨、更加复杂。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各方人士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政策,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更是不断掀起反共高潮。中共党内犯过“左”倾错误的王明,此时则又犯了右倾错误,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给党的事业带来混乱和危害。中国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驳斥各种错误言论,争取更多支持。

  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起来,深入阐明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有力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和挑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很早就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进入抗战时期后,他的这种认识更加强烈、更加紧迫。1938年,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进行理论学习、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他强调:“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不仅大声疾呼,更是率先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弄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缔造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团结全民族的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发展。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的上述著作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在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上,党内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39年、1940年之交,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不久之后的1940年3月,王明就把他自己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3版,并且在新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上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表明,王明还在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事实上,不仅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使部分地区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时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因而使党的事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王明的做法和主张同时还得到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事实表明,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已经势在必行。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和领导开展了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二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聚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强调的,“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从1943年9月开始,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一步深入到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阶段。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有关方面分别召开总结历史的座谈会。通过这些会议,使高级干部从切身实践经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1944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实际上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

  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决议的时机成熟了。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长达11个月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主要内容和最重要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第一,决议旗帜鲜明地肯定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第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第二部分指出:“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第七部分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第二,决议总结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决议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对照着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决议在第四部分指出,在政治上,“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既是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军事上,“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在组织上,如毛泽东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思想上,“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

  第三,阐述学习党的历史、作出历史决议的目的和意义。决议第二部分强调:“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思想条件。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收获。经过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的决议》的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中共七大之后,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努力奋斗。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问题的第二个决议。它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

  然而,中国共产党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的过程历经艰辛。一开始,因为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只能照搬苏联模式,一边倒,走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路子。后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这种做法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思考,取得了一些理论和实践成果。毛泽东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一系列论述是这个探索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重要启示。后来,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逐步发生偏差,中共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偏差,出现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等错误,最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导致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遭受到严重挫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革”十年内乱之后,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极左理论及其实践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高超的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与此同时,党开始从各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了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

  然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和问题。其中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国际上,对中国向何处去,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很显然,要做到一心一意往前看,还需要暂时向后看。为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必须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所走过的道路,科学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正确认识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排除右的干扰,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但这样做,势必涉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问题。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发生严重思想混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会迷失方向。

  本来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然而,形势的发展说明,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已经绕不过去了,需要加快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在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当然,需要一个好的稿子。”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讨论通过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此基础上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作为起草决议的主持人,在起草之初的1980年3月,就提出三条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决议讨论稿写出来以后,从1980年9月起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同年10月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的讨论。这是发扬民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总结。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取得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忽视或否认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决议有力地推进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第一,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即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的概括,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党的行动;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保证党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第二,决议首次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十个方面的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和回答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随后,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而载入史册。以此次会议召开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纠正了“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可靠的”。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多么艰巨繁重,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胜利发展。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9年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明确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的阐述,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清醒认识和坚定意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防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和进一步发展

  2021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问题的第三个决议。它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对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二十一世纪发展的探索密不可分。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清醒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中共十八大召开不久,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他强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他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上述讲话,充分显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清醒、决心和意志。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十九大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郑重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一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实现了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大会报告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大会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共中央认为,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在2021年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全社会开展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习近平发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为总结历史、起草历史决议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共中央就起草通过历史决议,专门组织了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从反馈意见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一致认为,党中央决定通过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建议这次全会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积累的新鲜经验。决议征求意见稿出来后,又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并酌情加以吸收。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3万多字,共分七个部分。前四个部分对党在四个历史时期带领人民进行英勇顽强奋斗的历史进行了系统阐述,每个部分都从党在这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入手,实事求是地进行简明系统阐述,并用四个“伟大飞跃”对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作出画龙点睛式概括。第五部分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第六部分用“十个坚持”概括了党的百年奋斗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历史经验,第七部分围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全党发出号召。

  决议重点是第四部分,在阐述新时代主要任务、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深入阐述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最新成就。

  第一,在中共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新增了“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原来“八个明确”中的第八个明确中的“党的建设”独立出来,增加了“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形成了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两个明确”的格局。

  第二,将中共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括从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扩展为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即在原来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新增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三,用三次理论飞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概括。在党的百年奋斗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四,明确“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提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五,总结了新时代十三个方面的具体领域成就,实际涵盖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重大工作、重大举措、重大成就,是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具体发展领域的体现,既是成就,也是经验,还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总结。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新的历史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书,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同中国共产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奋力争取更大荣光。这个新的历史决议在全党全社会的深入学习贯彻,必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的三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于全党上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更好地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并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新的伟大成就。

  (注释从略)

  (张神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黄晓武: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编审)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