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岩:抗战时期任抗大二分校三团一大队特派员,曾负责六月特支工作
1942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为实现其“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目的,使用5万多兵力,700多辆汽车和大量坦克飞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扫荡”,采取“铁壁合围”“纵横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和“三光政策”,企图消灭我军,摧毁根据地。当时,我在抗大二分校三团一大队当特派员,负责除奸保卫工作。大队长是张行忠,教导员是周黎,下属4个队,其中有两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一个民兵干部队。每队有100多名学员,只有几支步枪,子弹很少。不仅不能担负战斗任务,自卫能力也很差。
1942年春,一大队和冀中七分区教导员队合并归七分区指挥。反“扫荡”开始,离开司令部,以队为单位单独行动。5月中旬,大队长张行忠和我带一队在饶阳地区活动时,遭敌“铁壁合围”。当晚随十八团突围后,敌重兵清剿无法活动,只好以班为单位高度分散。6月中旬,张行忠带我们6人在定县南,穿便衣化装成老百姓隐蔽活动。6月30日中午,我和军事教导员李逸民在定县周村南面一片树林待命行动,被敌骑兵包围。在我们手无寸铁,无力反抗,无法逃脱的情况下,被敌搜捕,关押在大吴村敌人据点。7月1日押送定县敌中队部,关在地窖里,受尽摧残后,押送到定县监狱,囚进木笼,无法越狱。
8月初,敌人把我和李逸民、王永济(现名肖键)、李仁德等7人押送到石门劳工教习所即战俘集中营。这里电网紧围,四面深沟不可逾越。日本鬼子在四面岗楼警戒,院内巡逻,戒备森严。一名日本军官带翻译管制着犯人,利用暴露身份的被俘人员,组成干部班处理日常事务。犯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00多人住在一个席棚里,睡在地上,每天两顿糠米各半的小米饭,衣服破旧不能遮体,不堪入目。每天劳动还经常挨打,绝大多数犯人是冀中和冀南两地被抓来的军民和地方干部,也有不少嫌疑犯,共同命运就是到煤矿挖煤服终身苦役。
由于管理犯人日常生活的也是被俘人员,他们的命运和我们一样,都是到煤矿挖煤终身苦役,所以,对犯人管理不太严格,在院内有自由活动的机会。我到了石家庄劳工教习所,看到了朱韬同志,非常高兴,格外亲切。1941年我们都在三大队工作,他当政治主任教员,我当特派员。他老练持重,思想修养好,我很敬重他。同时看到了李振军同志。1940年他在抗三团当宣传股长,我当保卫干事,他多才多艺,工作热情积极,富有朝气,我对他也很敬佩。见到他们之后,精神上有了寄托,政治上有了依靠,经常保持接触。一天上午,朱韬同志和我一起劳动拔草,他提出组织党支部问题,开始我有顾虑,怕被人出卖。他说虎口中,更需要领导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应该为革命做出贡献。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说,这里已经有了党支部,叫“六月特支”,因为脱离上级领导独立活动,是六月份成立的,所以叫“六月特支”,书记是李振军同志。从此我就成为“六月特支”的党员。第二天,李振军同志给我谈了党支部的斗争方针是:积蓄力量,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支部纪律是严格保密,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受支书单线领导,为了保存力量,隐蔽自己,平时表现不能突出,应该是不功不过。李振军同志详细阐述了采取这个方针的原因是:石家庄周围都是大平原,敌人统治力量强大,如果举行暴动冲不出石家庄,将遭受重大损失,不会成功。因此,只能是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把“六月特支”变为战斗堡垒、钢铁熔炉,党员成为红色种子到各煤矿去组织暴动,冲出虎口寻找部队。我听了特别高兴,斗争有了方向,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根据这个斗争方针,我利用共同劳动和休息机会,在比较熟悉的难友中进行活动,了解他们思想情况,进行谈心活动,鼓励斗争勇气,保持民族气节。鼓励难友困难是暂时的,光明就在前边。并帮助同志解决困难。和我一起到石家庄的王永济是冀中军区部队的医生,虽然没有入党,但表现很好,对敌斗争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当时,他患病住隔离室发高烧无人过问,有生命危险。我每天给他送水送饭直到脱离危险出隔离室。我和朱韬、李振军同志一起,利用机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一次敌人押着我们到石家庄兵工厂干活,接触了工人群众,谈话中他们很想知道抗战形势,我们讲了百团大战的胜利及抗战前途,胜利后还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工人们听了非常高兴。后被日本鬼子发觉,叫我们和工人脱离接触。有一天犯人在院里劳动,休息时,大家议论形势,有人发表了错误言论,我和李振军同志都进行了驳斥,最后大家都同意我们的意见。
8月25日左右,敌人把李振军、朱韬等100多人押送阜新煤矿当苦工。难友离别心情留恋依依,衷心祝愿他们早日脱离虎口,回到部队。就在他们临行前的8月20日左右,他俩给我谈话,说他们要去东北当劳工,把“六月特支”交给我,让我担任支部书记。并说,如果我走,就把支部工作交给邱伟,他俩还告诉我,在南兵营的党员还剩下5人。我立即和留下的几名党员接了头,了解情况,布置了以后的任务,要求党员注意人动向,掌握情况,团结群众慎重发展组织。9月初,敌人把我们10多人送抚顺煤矿当苦工,同行的有王永济、李仁德、边廷选,以及直接影响下的十几个群众。这些同志是我们的可靠力量,工作基础。负责带队的是张华。他是抗三团直属大队的分总支书记,因为都在三团工作,互相认识,保持一般关系。他没有暴露身份,也没有暴露我们的身份,因为不了解他被捕情况,没有吸收他参加“六月特支”。离开石家庄前,敌人发给我们一套单衣,一条毛巾作为劳工行装。我把“六月特支”交给了冀南军区邱伟参谋,他送给我一套单衣,在当时情况下非常宝贵,非常感激。在路上和几个可靠同志曾商量过跳车逃跑,但因为火车行驶快,敌人看管严无法行动。
第二天到了抚顺千金寨老虎台煤矿,进了矿区,满目凄凉,矿工个个面黄饥瘦,身披破衣,手提小桶,愁眉苦脸,整个矿区像人间地狱,很多工人劳累冻饿而死。有首歌谣是:“到了千金寨,就把行李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麻袋身上披,席包身上盖。”我们是特种劳工,比普通矿工还要苦,大家看到了这种情景,都想跑。根据“六月特支”斗争方针和当时的实际情况,行动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刚到,敌人来不及调整组织,秩序混乱,便于我们活动。时至中秋,天不冷可以在野外露宿,地里有青纱帐可以隐蔽,有成熟庄稼可以充饥,如不行动就失掉良机。因此我在群众中串连组织集体逃跑,到了第三天已组织了30多人。当天上午,我到宿舍外面观察地形,寻找出路,发现南面铁丝网有个大洞可以钻出去。随即,王永济、李仁德等7人紧紧跟在我后面,突然听到宿合内叮当直响,判断敌人可能是为了防止犯人逃跑采取了行动。应当机立断,马上跑出去,我们7个人集合起来,做了简短动员,每人准备了一根木棍,准备和追来的敌人搏斗,立即钻出铁丝网,迅速到了高粱地向西南方向奔去。
傍晚,我们已跑出20多里,天还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找到一个草棚,避雨就宿。看庄稼的老人对我们说,你们这么多人在一起行动走不出去,不如分头走好。第二天,我们就分成两路行动,我和王永济、李仁德等4人一起走,中午我们到村里讨饭,李仁德和另一同志不听我劝阻,被人诱骗去沈阳。我和王永济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夜宿野外草堆里。第三天下午,遇上赶大车的河北省一位老百姓,他让我们坐上马车到苏家屯他家里住了一宿,帮助我卖了一套单衣,又买火车票,乘火车,到山海关外一个小车站下车,走了两天,旧历八月十五过长城后,在冀东抚宁县境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十三分区十二团一营,经过10天艰难险阻的行程,终于回到部队。
拓展链接:六月特支是抗战期间我党在石门集中营组建的地下党组织。它是由冀南第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党员干部,同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党员干部,在1942年成立的特别党支部,称为“六月特支”。“六月特支”通过宣传教育、怠工破坏等手段开展斗争,并通过输出外地的劳工将革命火种播撒到华北、东北乃至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