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岩：抗战时期任抗大二分校三团一大队特派员，曾负责六月特支工作
1942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为实现其“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目的，使用5万多兵力，700多辆汽车和大量坦克飞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扫荡”，采取“铁壁合围”“纵横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和“三光政策”，企图消灭我军，摧毁根据地。当时，我在抗大二分校三团一大队当特派员，负责除奸保卫工作。大队长是张行忠，教导员是周黎，下属4个队，其中有两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一个民兵干部队。每队有100多名学员，只有几支步枪，子弹很少。不仅不能担负战斗任务，自卫能力也很差。
1942年春，一大队和冀中七分区教导员队合并归七分区指挥。反“扫荡”开始，离开司令部，以队为单位单独行动。5月中旬，大队长张行忠和我带一队在饶阳地区活动时，遭敌“铁壁合围”。当晚随十八团突围后，敌重兵清剿无法活动，只好以班为单位高度分散。6月中旬，张行忠带我们6人在定县南，穿便衣化装成老百姓隐蔽活动。6月30日中午，我和军事教导员李逸民在定县周村南面一片树林待命行动，被敌骑兵包围。在我们手无寸铁，无力反抗，无法逃脱的情况下，被敌搜捕，关押在大吴村敌人据点。7月1日押送定县敌中队部，关在地窖里，受尽摧残后，押送到定县监狱，囚进木笼，无法越狱。
8月初，敌人把我和李逸民、王永济（现名肖键）、李仁德等7人押送到石门劳工教习所即战俘集中营。这里电网紧围，四面深沟不可逾越。日本鬼子在四面岗楼警戒，院内巡逻，戒备森严。一名日本军官带翻译管制着犯人，利用暴露身份的被俘人员，组成干部班处理日常事务。犯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00多人住在一个席棚里，睡在地上，每天两顿糠米各半的小米饭，衣服破旧不能遮体，不堪入目。每天劳动还经常挨打，绝大多数犯人是冀中和冀南两地被抓来的军民和地方干部，也有不少嫌疑犯，共同命运就是到煤矿挖煤服终身苦役。
由于管理犯人日常生活的也是被俘人员，他们的命运和我们一样，都是到煤矿挖煤终身苦役，所以，对犯人管理不太严格，在院内有自由活动的机会。我到了石家庄劳工教习所，看到了朱韬同志，非常高兴，格外亲切。1941年我们都在三大队工作，他当政治主任教员，我当特派员。他老练持重，思想修养好，我很敬重他。同时看到了李振军同志。1940年他在抗三团当宣传股长，我当保卫干事，他多才多艺，工作热情积极，富有朝气，我对他也很敬佩。见到他们之后，精神上有了寄托，政治上有了依靠，经常保持接触。一天上午，朱韬同志和我一起劳动拔草，他提出组织党支部问题，开始我有顾虑，怕被人出卖。他说虎口中，更需要领导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应该为革命做出贡献。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说，这里已经有了党支部，叫“六月特支”，因为脱离上级领导独立活动，是六月份成立的，所以叫“六月特支”，书记是李振军同志。从此我就成为“六月特支”的党员。第二天，李振军同志给我谈了党支部的斗争方针是：积蓄力量，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支部纪律是严格保密，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受支书单线领导，为了保存力量，隐蔽自己，平时表现不能突出，应该是不功不过。李振军同志详细阐述了采取这个方针的原因是：石家庄周围都是大平原，敌人统治力量强大，如果举行暴动冲不出石家庄，将遭受重大损失，不会成功。因此，只能是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把“六月特支”变为战斗堡垒、钢铁熔炉，党员成为红色种子到各煤矿去组织暴动，冲出虎口寻找部队。我听了特别高兴，斗争有了方向，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根据这个斗争方针，我利用共同劳动和休息机会，在比较熟悉的难友中进行活动，了解他们思想情况，进行谈心活动，鼓励斗争勇气，保持民族气节。鼓励难友困难是暂时的，光明就在前边。并帮助同志解决困难。和我一起到石家庄的王永济是冀中军区部队的医生，虽然没有入党，但表现很好，对敌斗争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当时，他患病住隔离室发高烧无人过问，有生命危险。我每天给他送水送饭直到脱离危险出隔离室。我和朱韬、李振军同志一起，利用机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一次敌人押着我们到石家庄兵工厂干活，接触了工人群众，谈话中他们很想知道抗战形势，我们讲了百团大战的胜利及抗战前途，胜利后还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工人们听了非常高兴。后被日本鬼子发觉，叫我们和工人脱离接触。有一天犯人在院里劳动，休息时，大家议论形势，有人发表了错误言论，我和李振军同志都进行了驳斥，最后大家都同意我们的意见。
8月25日左右，敌人把李振军、朱韬等100多人押送阜新煤矿当苦工。难友离别心情留恋依依，衷心祝愿他们早日脱离虎口，回到部队。就在他们临行前的8月20日左右，他俩给我谈话，说他们要去东北当劳工，把“六月特支”交给我，让我担任支部书记。并说，如果我走，就把支部工作交给邱伟，他俩还告诉我，在南兵营的党员还剩下5人。我立即和留下的几名党员接了头，了解情况，布置了以后的任务，要求党员注意人动向，掌握情况，团结群众慎重发展组织。9月初，敌人把我们10多人送抚顺煤矿当苦工，同行的有王永济、李仁德、边廷选，以及直接影响下的十几个群众。这些同志是我们的可靠力量，工作基础。负责带队的是张华。他是抗三团直属大队的分总支书记，因为都在三团工作，互相认识，保持一般关系。他没有暴露身份，也没有暴露我们的身份，因为不了解他被捕情况，没有吸收他参加“六月特支”。离开石家庄前，敌人发给我们一套单衣，一条毛巾作为劳工行装。我把“六月特支”交给了冀南军区邱伟参谋，他送给我一套单衣，在当时情况下非常宝贵，非常感激。在路上和几个可靠同志曾商量过跳车逃跑，但因为火车行驶快，敌人看管严无法行动。
第二天到了抚顺千金寨老虎台煤矿，进了矿区，满目凄凉，矿工个个面黄饥瘦，身披破衣，手提小桶，愁眉苦脸，整个矿区像人间地狱，很多工人劳累冻饿而死。有首歌谣是：“到了千金寨，就把行李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麻袋身上披，席包身上盖。”我们是特种劳工，比普通矿工还要苦，大家看到了这种情景，都想跑。根据“六月特支”斗争方针和当时的实际情况，行动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刚到，敌人来不及调整组织，秩序混乱，便于我们活动。时至中秋，天不冷可以在野外露宿，地里有青纱帐可以隐蔽，有成熟庄稼可以充饥，如不行动就失掉良机。因此我在群众中串连组织集体逃跑，到了第三天已组织了30多人。当天上午，我到宿舍外面观察地形，寻找出路，发现南面铁丝网有个大洞可以钻出去。随即，王永济、李仁德等7人紧紧跟在我后面，突然听到宿合内叮当直响，判断敌人可能是为了防止犯人逃跑采取了行动。应当机立断，马上跑出去，我们7个人集合起来，做了简短动员，每人准备了一根木棍，准备和追来的敌人搏斗，立即钻出铁丝网，迅速到了高粱地向西南方向奔去。
傍晚，我们已跑出20多里，天还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找到一个草棚，避雨就宿。看庄稼的老人对我们说，你们这么多人在一起行动走不出去，不如分头走好。第二天，我们就分成两路行动，我和王永济、李仁德等4人一起走，中午我们到村里讨饭，李仁德和另一同志不听我劝阻，被人诱骗去沈阳。我和王永济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夜宿野外草堆里。第三天下午，遇上赶大车的河北省一位老百姓，他让我们坐上马车到苏家屯他家里住了一宿，帮助我卖了一套单衣，又买火车票，乘火车，到山海关外一个小车站下车，走了两天，旧历八月十五过长城后，在冀东抚宁县境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十三分区十二团一营，经过10天艰难险阻的行程，终于回到部队。
拓展链接：六月特支是抗战期间我党在石门集中营组建的地下党组织。它是由冀南第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党员干部，同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党员干部，在1942年成立的特别党支部，称为“六月特支”。“六月特支”通过宣传教育、怠工破坏等手段开展斗争，并通过输出外地的劳工将革命火种播撒到华北、东北乃至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