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贯彻中共各项政策策略，渡过困难阶段 （一）
时间：2020-01-06 15:44:13文章来源：
政策和策略是共产党的生命，也是抗日根据地赖以生存、巩固、发展的根本保证。为了渡过抗日战争时期的严重困难阶段，共产党审时度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创建两面政权，完善民主建政；实行生产自救，建立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抗战经济；实行精兵简政；继续实行减租减息，完善统一累进税；发动政治攻势，瓦解伪军伪组织；反敌经济封锁，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等等。由于各地委加强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这些政策、策略，终于带领抗日军民渡过抗日战争的严重困难阶段。
一、创建两面政权，完善民主建政
敌后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阶段后，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敌占区、近敌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多种形式建立两面政权；在抗日根据地巩固区乃至游击区继续贯彻落实“三三制”，完善民主建政，从而保存并不断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为渡过抗日战争严重困难阶段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建立两面政权，并用它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是群众的又一伟大创造。早在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蚕食”之初，冀中第七专区胡士庄等一些近敌区村庄为了减少损失，曾被迫表面应敌，有的村庄还不许群众把村里应敌情况向我上级党政军领导透露。这实际上是在敌我斗争异常残酷激烈的特殊情况下，根据地人民创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对敌斗争策略。它的基本内容是表面应付敌人，实际忠实于抗日工作。1941年初，冀中区党委在对敌占区、近敌区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地委书记座谈会，对实行两面政策问题统一思想认识。6月，冀中区党委明确指示：“在据点内、敌占区以及近敌区，可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要把非法的内容同合法的形式结合起来，去应付敌人。”会后，冀中第七、第八专区近敌区、敌占区村庄建立的“表面应敌，真心向我”的两面政权逐渐推开。1942年春，北岳第五专区的正定(西)、建屏全县，灵寿第五、六区，行唐第四、五、六、七区，井陉第二、三、四区，平山回舍、温塘东南部等约半数以上地区变成游击区。到1943年春，第五专区44个区游击区占到了70％。冀中第八专区的新乐、藁无、定县(南)、晋深极等县相继被敌“蚕食”，冀中第七专区的栾城、赵县、赵元宁、束冀、深束基本上已没有了巩固区。在“革命的两面政策”指导下，大多建立了两面政权。革命两面政权的建立，是趁敌人建立伪大乡、伪村公所的机会，各县、区委选派了一些有社会经验和应变能力、忠心抗日又不太“红”的人担任伪乡长、村保长。这些基层伪政权，敌人来了出面支应，敌人走后就搞抗日工作，使日军的统治工具为我服务。以敌人给予的“合法”身份，同敌进行斗争，被人们称之为“白皮红心”的两面基层政权。
游击区的两面政权基本存在两类政权、三种形式。一类表面上是日伪政权，实际上为我掌握。这类政权在形式上是由抗日一面政权应变而成的抗日两面政权，主要存在于游击根据地和近敌区。这类政权的抗日村公所、村民代表会依然健全，并发挥着作用，只是处于秘密状态。有的村民代表会因涉及人员过多，易于暴露，暂时停止。为了应付敌人，另设一套组织机构，由党支部、村公所选派抗日工作人员支应敌人，同时将人民武装隐蔽在伪组织内，以“合法”身份掩护抗日武装斗争。待形势好转后，及时变为抗日一面政权。另一类是被我利用的伪政权。其中由地主、流氓把持，既应付我又应付敌，属中间两面政权，主要存在于接敌区。对这类政权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通过关系或敌人选举伪乡、保长机会打入其政权内部，做争取教育转化工作，削弱其亲日的一面，发展其抗日的一面，逐渐改变其成分，使其由中间两面转变为抗日两面或抗日一面。另一种形式是基本倾向敌人，迫不得已应酬八路军的两面政权，其实质是日伪政权。对这类政权，采取分化、打击的方针。在这类政权中，有我方选派的人员；有一些动摇分子经教育多数可以转化，能为抗日做些有益的工作；还有极少数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对他们则进行孤立、打击，使其逐渐由亲日两面政权变成中间两面或抗日两面政权。通过对乡、村两面政权的改造与建设，不断发展壮大“真心向我，假心事敌”的抗日政权；争取团结“半心向我，半心向敌”的灰色政权；打击瓦解“真心向敌，假心向我”的汉奸政权。冀中第八专区束晋县在隐蔽根据地强化党的领导，选派抗日最坚决、应变能力强的党员或其他人士担任伪村长、保甲长、联络员。原村公所工作人员转到伪村政权中去，一套人马，两本账目，由抗日村长统一掌握。在游击区、近敌区的村政权，进行经常性的形势教育、政策教育，提高他们的抗战思想，坚持革命的两面政权职能。对敌占区及据点、岗楼所在地的村政权，加强监督指导，及时调整思想动摇的，打击专心事敌的，对愿意抗日的讲解斗争策略，提高斗争艺术，取得敌人信任，以“合法”身份配合开展非法斗争。冀中七专区束冀县大面积是敌占区，县委书记郝化村等主要领导成员深入各区逐村研究敌我形势，确定工作方针，在群众基础好的村庄建起了由党员或抗日分子掌握的两面政权。在敌占村庄，对伪保甲长进行爱国教育，使大多数转变立场，为我服务；对少数顽固不化者进行撤换或镇压。到1942年底，束晋、束冀、深束3县已有80％以上村庄都建起了真心向我的抗日两面政权。
革命的两面政权对削弱敌人、壮大自己起了重要作用。在政治上，贯彻执行了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担负抗勤任务，为抗日政府筹措粮款，解决抗日经费和物资供应。1943年和1944年间，晋深极县张段固大乡不少村庄的地主富农用伪钞赎买贫苦农民的佃当地。隐藏在伪大乡的地下党员让伪大乡下令，制止并追回了已赎买的土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利用伪联络员和伪政权反对给敌人出夫，以种种借口不让青年出夫，而让老头、小孩晚出早归、中间磨等办法应付敌人。日伪实行保甲制，钉门牌、登户口、照相片、发“良民证”，我地下党员就设法以各种办法拖延登记、不登记、少登记户口，或只登记老小，不登记青年，拖延照相，或只照老小、残疾，不照青壮年，或以假代真，搞乱敌人的视线。在经济上，表面上支应敌人，暗中保护群众利益。面对日军经济掠夺，为减少农民的经济损失，两面村长一方面采取“拖、抗、顶、挺”“不给、少给、添点”“避重就轻”和制造日伪之间矛盾等办法去对付敌人；另一方面则明送暗夺回，把送给敌人的粮食由武装小分队半路截回来。日军到深束县太古庄派粮，村长一面派人给日军送粮，一面通知县大队，让中途把粮截走，然后由联络员向敌据点报告粮食被八路军抢走了，使日军毫无办法。对勒索最凶、做坏事太多的汉奸、特务，则组织武装人员杀一儆百。在军事上，配合武装斗争，保护抗日干部。日军对我实行细碎分割以后，让各村成立伪自卫团、建联络员、护沟护路、监视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行动。但这些人多被我控制，本来给敌人站岗放哨，却时时监视日军的哨兵，向日军以真报假，以假报真，或以多报少，以少报多，吓唬敌人，麻痹敌人，使日军真假难辨，摸不清虚实。他们白天应付敌人，晚上接待抗日人员。有的伪保长家还成了掩护、隐蔽八路军和抗日人员的堡垒户。冀中第七专区束冀县聂家庄两面村长邹观涛经常出入日伪据点，当得知文朗口据点日伪军外出“扫荡”时，带领地区队、县大队40多人，化装袭击文朗口据点，活捉了伪军中队长。1944年夏，冀中第八专区晋深极县小陈大乡伪保甲指导员赵志英(共产党员)，将小陈据点敌兵力分布图送到分区部队，又带领部队攻克了小陈据点及附近的3个岗楼。束晋县东大陈伪村长、联保主任、自卫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利用经常出入敌据点的机会，在据点内发展内线关系，将伪大乡长发展为共产党员。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这些明为伪职人员实为共产党人的“两面”人物，被群众称为“戴黑帽子的白皮红心的好干部”。
抗日两面政权是对敌斗争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的一种暂时的政权形式。随着形势好转，敌占区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抗日根据地巩固区，其政权形式也逐渐转变为抗日一面，到1944年下半年，各村的两面政权都变成了公开的抗日一面政权。
共产党在敌占区、近敌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巩固区及抗日游击区则继续贯彻落实“三三制”，完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1940年下半年，抗日根据地巩固区经过五级民主大选举，建立健全县议会、区村代表会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区村公所等民意机关，民主体制基本完善。但是，落实“三三制”尚不平衡，有的虽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体制，但还存在形式化，未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或在政权组织内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等作风。因此，在晋察冀边区所辖石家庄区域内，从1941年至1942年，将区村政权建设列为最基本的任务之一。1941年1月和5月，北岳第五专区和冀中第七、第八专区开展了第三阶段的民主建政运动，进一步整顿各级政权组织，完善“三三制”的政权体制。这次民主建政运动重点在村政权。在冀中第七、第八专区，一般分检查、整顿、选举、巩固四步进行。整顿的重心放在落后区，争取工作的平衡发展。在工作进行前，首先将本地划分为基本区、游击区、敌占区三种类型地区，将村庄划分为健全村、不健全村、落后村三类村庄，根据不同分类采取不同措施。其基本方针是巩固基本区，改变游击区，开辟敌占区；突击落后村，改变不健全村，整顿健全村。经过村检查、村整顿，七专区开辟了赵元宁、藁正获等县的区村工作，八专区开辟了新乐、定县(南)(沙河以北)及巩固区各县的围城工作。在村检查基础上，村选举重点是完善划闾编组，充分体现“三三制”的基本精神。在村政权整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区级以上政权组织的整顿工作。1942年4月15日至5月10日，北岳第五专区各县利用近1个月时间，开展区村政权的民主选举。这次选举，继续贯彻“三三制”精神，除顽固反共分子外，一切抗日不反共的分子都可以参加“三三制”政权。1940年区级民主选举时，行唐、建屏、平山县共产党员的比例分别占区代表总数的51.8 ％、46.15％、64.39％，进步分子占39.3％、26.92％、16.16％，中间分子分别占8.4％、26.92％、19.44％。这次选举区村代表，当地党组织决定超过比例的共产党员退出选举，以保证非党的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按“三三制”入选。同时，选举贯彻简政精神，如村政权取消了锄奸委员会，将调解委员会并入民政委员会，村公所设民政、财政、教育、实业、粮秣5个委员会。
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以后，为了进一步完善各级“三三制”政权，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贯彻落实边区参议会决议精神，保证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员占1／3，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2／3。根据第一届参议会决议，晋察冀边区政府整顿专区以下的各级政权组织，重点是改造村政权，继续贯彻落实精减政策和“三三制”。北岳第五专区集中时间进一步进行检查整顿。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县开展了村、县两级的选举活动。选举前，小学、民校以及报纸普遍开展民主宣传教育。各种宣传形式出现在集市和村庄的街头小巷，使民主选举家喻户晓，参选公民达到了90％以上。村选继续采取公开方式，选出了村公所、村代表会。7月以后，在村选基础上，行唐、平山、灵寿等县开始了第二届议会选举。平山县议会选举把各阶层中有威信的82名人士选为县议员。8月中旬，行唐、灵寿相继完成县选。
在晋冀鲁豫边区所辖石家庄区域内，1941年初，按照冀太联办部署，太行第一专区各县继续进行县区村的“三三制”民主建政。从4月至6月，太行第一专区各县选举参议员工作全面展开。当时，一专区正值敌我斗争尖锐、武装保卫麦收时期，但是各党派、各界、各团体积极参与，认真商讨，都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候选人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在选举中，各县党组织加强领导，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三三制”政策的贯彻执行。赞皇县经充分酝酿，推选在各界有威信的赵振华为边区参议员。在推选参议员过程中，太行区对县一级政权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了调整。从7月中旬开始，太行区普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村选运动，以落实村级政权的“三三制”。太行第一专区的村选一般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从7月15日至8月15日，主要是宣传动员和进行实验村、基点村选举；第二期从8月15日至9月15日，进行一般村选举；第三期从9月15日至10月15日，进行薄弱村、游击区村选举。选举中群众十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踊跃参加，使全专区参选公民人数达到公民总数70 %以上。选举按照边区政府颁布的选举法，实行竞选。赞皇县有61个村庄完成村选，占到村庄总数的2／3。在村选过程中，还解决了许多群众的切身问题，提高了村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村选以后，各县政权进一步调整，吸收一批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参加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
两面政权的建立及转化为抗日一面政权，各级“三三制”政权逐步健全，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扩大，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战积极性，为团结各阶层人民更好地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克服困难，准备对日反攻，创造了坚实的政治、组织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