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沿太行山脉建立了冀豫晋抗日根据地，并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创设的省委制度，于1937年10月成立了中共冀豫晋省委。但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省委建制招致了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不满与猜忌，并有导致发生摩擦甚至引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向破裂的可能。中共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少摩擦，于1938年8月决定将冀豫晋省委改为晋冀豫区委，之后这一改制便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省委改区委缓和了与阎锡山以及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矛盾，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利用合法地位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省委到区委的改制，堪称中国共产党人不图虚名，主动适应形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实践体现。
关键词：抗日战争；改省为区；冀豫晋；省委制；区委制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设了省委制度，有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并对中共省委制的建构及其运用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深入剖析，使我们对中共省级制度建设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对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改省为区”的创制及其意义作进一步探讨。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在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继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省委制度，建立了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冀豫晋省委、中共晋西省委、中共晋西南省委等。但在1938年8月及以后又普遍地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改省为区”的制度调整与改革。为什么要改省为区呢？这显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抗战时期的“改省为区”，决非仅是名称的改动，而是既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又有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并对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学术界迄今对相关问题尚未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全民族抗战时期为何改省为区、如何改省为区及其意义等几个相互联系而又交织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中共冀豫晋省委的成立和发展及其与阎锡山产生的矛盾
“改省为区”，最早是在中共冀豫晋省委实施的。研究为何改省为区，也理应从冀豫晋省委来追溯。由于该省委的建置并非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延续下来的，而是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根据形势的飞速发展而新创的，是故，需要从冀豫晋省成立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去探寻。
（一）中共冀豫晋省委成立的历史动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相继失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沿津浦、平汉两条铁路节节南下，并兵分两路进逼山西。根据当时的抗战形势，由南方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会师后改编成的八路军北上山西前线抗日，一面在正面战场帮助国民党军作战，一面着手开辟抗日根据地，做持久抗战的准备。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依据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指示，作出了“创造太行、恒山山脉及晋西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决策。而选择冀豫晋创建抗日根据地，一是因为该区域在地理位置上极具优越性。“它东至平汉，西至同蒲，南至黄河北岸，北至正太路”，“太行山贯绕冀豫晋三省之边，凭据山险，四处可以打击敌人”。二是因为该区域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该地区民众生活普遍极端贫苦，比较容易发动起来，而且经过中共的努力，已经在该区域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三是因为该区域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存在，而这是最为关键的。四是该区域不是孤立的，而是能够与其他抗日支点相结合，从而有利于粉碎日本侵略军的“扫荡”。诸此，均使得冀豫晋区域成为中共早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首选地之一。
（二）中共冀豫晋省委成立后所领导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19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命令129师以太行山为依托，开辟冀豫晋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随之对原所属各省委的工作区域进行了重新调整，平汉线省委被撤销，成立新的中共冀豫晋省委，省委书记为李菁玉。冀豫晋省委的驻地开始为山西平定，后随129师师部进入辽县（今左权），当时考虑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因素，对外称“129师编辑部”。冀豫晋省委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使得自身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其一，开创冀豫晋抗日根据地。一方面，中共冀豫晋省委的成立，为开创冀豫晋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在山西牺盟会与决死一、三纵队的密切配合下，经过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战斗，以及所取得的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重大胜利，为冀豫晋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如在八路军129师的支持下，中共冀豫晋省委创办起省委党校，所属各特委开办了党员培训班；在1938年2—3月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即在该区域20多个县恢复和建立起县委，建立和改造了一批抗日县政府。
其二，动员冀豫晋省内的各阶级各阶层群众，发展抗日力量，补充主力部队。1938年2月，在八路军129师的帮助下，中共冀豫晋省委在所恢复的各县普遍组织起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等群众抗日组织，晋东南的牺盟会与决死一、三纵队都有了较大发展；在八路军129师战略展开后，中共冀豫晋省委又帮助补充了主力部队，并组建起多支游击支队，战斗力得到明显加强和提高。
其三，建立冀豫晋省的各级组织机构。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中共冀豫晋省委和八路军129师先后派遣干部与部队工作团分赴晋中、晋东南、冀西、豫北一带建立地方武装，发展党组织。至1938年8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先后建立起6个特委和1个办事处，即1937年11月建立的晋中特委、长治特委、冀豫特委，12月建立的晋东特委、冀晋特委；1938年3月建立的晋豫特委，8月建立的沁县办事处。据李雪峰回忆：“这一时期，省委和129师还注意建立抗日政权，扶助了昔阳县政府，恢复和建立了平定、榆次、太谷、寿阳等县政权，保护和改善了和顺、辽县、榆社、黎城等县政府。”这样，中共就在太行山区“站住了脚跟”。
（三）中共领导力量迅速发展对“山西王”阎锡山造成的刺激
中共根据地在山西的迅速发展，既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抗敌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戴使然，又与中共及时把握混乱时机深入农村把农民普遍动员起来有关。但是，中共和八路军抗战力量的迅速发展，在客观上又给国民党尤其是阎锡山势力造成了不小的刺激。当阎锡山看到自己领导的山西旧军在抗战中受到沉重打击，而中共力量在与日伪作战中得到锻炼而迅速发展，尤其是他所批准的由薄一波领导的山西决死队新军在战斗中获得很大发展后，他深深感受到了严重威胁，并在态度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薄一波后来回忆道：“1938年2月28日临汾沦陷后，阎锡山仓皇退到吉县。这时旧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新军却挺进敌后，迅猛发展，搞得如火如荼。新旧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巨大变化，使阎锡山惴惴不安。”1938年6月上旬，阎锡山召集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军官到吉县古贤村秘密开会，他在会上故意言道：“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他还在会上说：“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立足之地吗？”薄一波在晚年回忆中也提及阎锡山警告旧军说：“不要使最后胜利的场中，没有了自己!”阎锡山在会上的这些讲话内容，反映了他对八路军及中共抗战力量在山西及华北的迅速发展所感受到的重大威胁，并对此持有警惕与戒备心理。实际上，不仅阎锡山，其他地方实力派也对中共的发展感到恐惧，甚至与中共领导的力量发生了摩擦。
二、中共中央与北方局对阎锡山态度变化的把握及应对
阎锡山等势力的这些变化，被中共中央及时了解并掌握。1938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回到延安，随即被留在中央工作，这就使得华北形势的变化状况可以通过北方局及时汇报到中共中央。
1938年5月，刘少奇在向华北前线的朱德、彭德怀和朱瑞通报阎锡山退到吉县的情况后，提出“要设法推动薄一波多写信给阎锡山、梁化之做工作”，以防止阎锡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倒退。1938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在《关于阎锡山的动态及巩固山西统战工作的意见》中提到：1.阎锡山的态度已经比以前消极，虽然阎对山西的旧派不完全信任，但对新派已经开始表示怀疑，比如他让自己认为可靠的民大毕业生以抗战联络员的名义前往各军、各县进行联络，名义上为收集经验，实则在暗中注意牺盟系统与我党的关系。2.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梁化之曾与“中央某要人”密谈，而“中央某要人”要求梁“特别注意自己的人”，梁对此意见极为重视，已经集中注意“其势力系统内中下层的共党及民先分子”，并公开提出“实行革命组织纪律”“肃清内部”。且“特派员李庆湖，民大一分校指导员刘宝珍”因嫌疑已在押询中。3.阎锡山、梁化之对我党的防范相比以前已经更加严密，同时在这一时期内，我党（高层）无人与他们联络，使他们感觉到冷淡，增加了他们的猜疑。这表明，阎锡山及其亲信梁化之对中共已经不信任，阎锡山对新派已有警惕，并让其认为可靠的民大毕业生注意牺盟与中共方面的关系。而梁化之也已和国民党中央方面接触，对牺盟的中下层共产党人以及进步分子已经开始秘密注意，并且对嫌疑人员进行拘押问询。而中共方面由于与阎、梁等人联络较少，关系已感觉冷淡。这说明，阎、梁等人对中共已经产生嫌隙，并有可能在准备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7月初到中旬，刘少奇一再指示在山西的中共和军队负责人，既要提高警戒防备阎的迫害，又要“都说阎锡山的话”“减少阎的怀疑”。
薄一波在回忆阎锡山这一时期的态度时亦说：“1938年六七月间，阎锡山在政治上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采取‘扶旧抑新’的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投降、反共、倒退的措施”。杨尚昆在回忆录中也指出，“临汾失陷后，阎锡山渡过黄河，退到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不久，他又从秋林重新返回山西，把总部设在吉县”，表示“在山西坚持守土抗战”。这时，他一方面“不得不依靠新派和八路军的帮助；但是，他不可能与旧派势力脱离关系，必定会继续加紧对共产党的防范和反对”。同时，“河北也开始发生麻烦。自从国民党军队败退河北以后，旧政权已不再存在……而我们党在河北仍坚持原地斗争……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但到“1938年6月，蒋介石突然派鹿钟麟来河北担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河北开始发生摩擦”。可见，不仅山西的阎锡山，在其他地区，中共也面临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破裂的严峻考验。这是中共面临的新情况。因此，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虽然有延续土地革命时期省委制的打算，但显然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主要是由于中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原国民党的地盘，甚至很多地方还和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如晋东南的三、五行政区和阎锡山之间，这就使得中共在省级层面和国民党地方层面很难相容，并使得国民党地方当局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怀疑和猜忌。此种情况，也促使他们重新考虑与中共的合作问题，并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极大的破裂风险。因此，如何尽最大可能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利于全民族抗战事业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是摆在中共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在综合分析了各种情况后果断采取措施，以缓和关系、维持抗战大局。
1938年7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在《关于巩固山西统战工作问题致杨尚昆等电》中提到：“因为党的组织在山西有很大的发展，以及组织方式工作方式上的缺点，党的秘密已经很难保持，而某些组织关系暴露，又必然影响阎、梁对我们的态度和关系。”因而提出采取以下措施以缓和与阎锡山的紧张关系：1.暂停在党组织已经相当大量发展的地区、部队、机关发展党员，尤其注意在牺盟系统中暂停发展；党的发展要注意在组织薄弱的地区、部队和团体中去进行。2.关于在阎锡山方面的一切团体、机关与部队中使用的文件口号，要求多用阎锡山的术语，少用马列主义的术语。3.派高层领导人与阎锡山联络。“朱、彭如有一人能去与阎一谈最好，如必需胡服（刘少奇）去，要在月底方能成行。”紧接着，1938年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改变敌后党的领导机关的通知》中指出：“由于敌人后方的情况变动，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依照实际情况改变。特决定在敌人后方的省委，改称区委。在区委之下设特委，县委，分区委，或简称分委支部各级组织。在必要的情形下，并可由各区委决定设立中心县委及中心分区委等。”
1938年8月18日，刘少奇在《给朱瑞并冀豫晋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目前冀豫晋的环境是相当复杂的，在河北及河南境内比在山西境内的政治环境有很大不同，军事系统也是两个（第一与第二战区），我们许多办法在河北河南境内能够放手做的，而在山西境内常常不能放手做，必须有所顾及。在山西，我们工作环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山西已经有了我们的武装，参加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并参加了统一的群众救亡运动。而这种参加是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你们在山西已经不是完全的在野党，军事、政治、民众运动以及各种政策法令等，你们都要过问，而且都应该负责；然而，你们在形式上和法律上都还是一个完全的在野党，在法律上正式的、公开的政治地位，你们还没有取得（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没有前例的），你们必须充分地认识这一个特点。并且根据这种特点而采用恰当的特殊的工作方式，然后你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地进行，否则是要在许多地方碰壁的。”同时，刘少奇又指出：“（冀豫晋）省委（改区委）可以公开，在晋中也可以早一点公开，在南面及河东等地，则尚须考虑一下，暂时不要性急。公开时可以正式通知当地政府及各机关，或者预先向政府人员提起，在他们不反对时再作。”
从上述材料看，这是刘少奇在冀豫晋省委改区委前一日写给冀豫晋省委解释改名原因的信件。综合刘少奇的指示信看，我们可以推定，前述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中提到的“敌人后方”应是指华北的沦陷区，而情况变动显然不是指日本方面，而是指山西方面。国共之间虽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由于阶级立场的根本不同，双方依然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敌人后方”指与阎锡山合作的山西方面也是说得通的。另外，刘少奇特别提出的在山西要有所顾忌，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从资料看，这是有一段缘故的。在山西，自1936年初开始，迫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双重压力，阎锡山出于自身需要在抗日方面走到了蒋介石的前面。1936年秋，在中共方面的积极推动与帮助下，阎锡山在山西建立了抗日救亡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其主要职能为“动员以及组织人民策动决死队”。正是由于牺盟会具有抗日救亡的性质，在当时有大量的进步分子加入其中，而中共亦借助该组织对群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动员和组织，于是各种救亡团体以及抗日武装自卫队纷纷建立。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下，阎锡山为了维护其在山西的统治，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建议，即组织一支新的武装部队（山西新军），新军组建后，中共又通过多种途径在合法的情况下实现了对这支新军的领导。这一时期，一些中共党员也成为山西地方政权的领导。如1937年11月，薄一波就任山西第三行政公署主任；1938年7月，戎伍胜就任山西省第五行政区专署专员。可见，在冀豫晋省改区前这段时间，中共与山西阎锡山方面的合作是极为广泛和深入的——中共在山西具有了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群众组织牺盟会，建立了接受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新军，一些共产党员还成为山西地方政权的主要领导。因而，刘少奇着重提到了在山西应有所顾忌，即顾忌与阎锡山合作的统一战线受到影响，这是因为此时中共的力量还相对弱小，如果在山西和阎锡山的关系发生破裂，这对中共在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发展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而这也正是刘少奇写信进行解释的目的。
三、冀豫晋省委制改为区委制并衍化为战时常态机制
省委改区委既然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问题，就应在矛盾较为突出的冀豫晋省委首先实施，以尽快缓和与阎锡山的矛盾，维护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
然而，据李雪峰回忆，冀豫晋省委实际上并未及时收到刘少奇给朱瑞并转省委的信，因为刘少奇当时尚远在延安。但在刘少奇发出指示信的第二天，1938年8月19日，中共冀豫晋省委即向下发出通知：“顷接中央及北方局通知，华北各省委一律改为区委（我冀豫晋省委，改名为‘中共晋冀豫区委员会’），省委以下各级组织之名照旧，但县委以下之区委，应改为‘分区委’，或简称‘分委’。此次改名系因敌人后方情况变动，我党的领导机关亦应随之变动，以后对内对外，概用新名。”可见，在刘少奇发出指示信的时候，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已经给冀豫晋省委就改区一事通过组织渠道进行过正式布置。中共冀豫晋省委接到中央及北方局指示后迅即执行，一方面表明冀豫晋省委对上级指示的执行力度与果断，另一方面也表明，冀豫晋省委在这之前已有了思想上的准备。
由李雪峰的回忆可知，接到刘少奇的指示信时，省委刚改为区委：“区委会议刚刚开完，我们就收到了刘少奇8月18日给朱瑞转省委诸同志的信。”信中，刘少奇所谓“敌人后方情况的变化”，就是指此时与中共具有良好统战关系的阎锡山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样，在山西地盘上和国民党力量基本退出的河北境内那样能够放手公开成立机构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虽然在事实上在山西已不是完全的“在野党”，但在形式和法理上又是一个完全的“在野党”。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能不能将省委公开呢？这在当时“山西王”阎锡山对中共已经十分警惕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将省委公开，与中共省委相对应的抗日根据地的行政建构也必然被冠以省级行政的名号，这种建制，显然是身为国民政府山西省政府主席的阎锡山所无法接受的。不仅山西的阎锡山难以接受，力量较弱的河北鹿仲麟也难以接受。中共省委制如果公开，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采取“改省为区”的办法。这在刘少奇看来，显然是一个“恰当的特殊的”的方式与办法，可以避免“在许多地方碰壁”。这样，省委不再隐蔽而公开改为区委，随之可以建立区级政府机构，这就将原来的隐蔽变为公开、由一个在形式和法律上完全的在野党变为可以在区内合法公开的执政党了。对于中共而言，省委虽然不再有“省”之名而为“区委”及相配的“区”级行政机构，省级权势却由此而取得实质性突破，以退为进，实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折。薄一波在回忆中对刘少奇这个指示的精神极为称道，在他看来，把中共领导的“省”改为“区”，就是戴阎锡山的帽子，不去刺激阎锡山，“实行‘特殊形式’的做法，外面戴‘阎帽’，内容皆我党，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事实表明，中共在山西的这种做法，既维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把中共力量合法化、公开化，为在一定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中共除了高度重视在山西避免刺激阎锡山外，还在河北与鹿仲麟，以及在山东与沈鸿烈，都有类似与山西阎锡山的这种关系。实际上，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关系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紧张状况，沈鸿烈部即在1938年6月后连续制造摩擦事件，公开破坏范筑先与中共在鲁西北的合作抗战等。可见，中共之所以特别强调与阎的关系，并专门给冀豫晋省委说明省委改区委的用意所在，实在是因为在中共看来山西更为重要和特殊，而且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在山西境内。不过，将省委改区委，并不仅是单独对冀豫晋省委而言，而是基本上具有通例性、整体性改制的性质。如根据史料所载，在1938年8月冀豫晋省委改为区委的同时，中共冀南（冀鲁豫）省委、晋西北省委亦于8月改为区委；中共晋察冀省委于1938年10月改为晋察冀区委，中共晋西南省委于1938年11月改为晋西南区委。而山东省委于1938年5月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复于1938年12月改为山东分局。但凡在国统区设置的不为国民党所知的秘密状态下的中共省委组织，仍均称为省委，并未随抗日根据地省委改制。显然，这一改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力图缓和与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维持与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有直接关联。同时，这也表明，中共对维持与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高度重视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冀豫晋省委改制为区委时，根据所辖区域交界省份的重要程度对三省的排序进行了调整，区委辖地面积最大的山西由原排序第三改为第一，依战略重要性将冀排第二，豫北抗日根据地力量相对薄弱，排第三，这样“冀豫晋”改为“晋冀豫”，并由此定名为晋冀豫区委。关于省委改为区委的时间，据李雪峰回忆，应为1938年8月19日。他说，“8月19日接到北方局通知，根据中央指示，将中国共产党冀豫晋省委改为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委员会，简称中共晋冀豫区委”；又说：“在省委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结束时，省委正式改为区委。第二阶段会议以区委名义，于8月20日在屯留县寺底村召开。”由上可知，省委改为区委的具体时间，确是1938年8月19日。
省委制改为区委制后，晋冀豫区所属特委随即先后改为地委，抗日根据地乃进入常规化发展时期，这一制度模式在抗战时期基本稳定下来，抗日根据地也得到进一步稳定和巩固。根据中共中央及北方局指示，原特委改为地委，原晋东特委于1939年2月改为晋东地委，冀西特委于1939年10月改为冀西地委（后改为第三地委），冀豫特委于1939年2月改为冀豫地委（后改为第四地委），晋豫特委于1939年4月改为晋豫地委，等等。同时，在晋冀豫区内，建有相应的军区、军分区和群众团体组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由于考虑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情况，在1940年以前，中共尚“未建立全区统一的抗日政权领导机构，而是通过在阎锡山政权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政权”；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到1940年8月，中共才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冀南抗日根据地过渡性的具有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最高政权领导机关”。在山东，亦于1940年8月方建立统一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机构，直到1943年改建为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而在晋察冀，由于该区的成立得到阎锡山同意并报告国民政府核准，在1938年1月就成立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及其所属的统一的行政系统。中共之所以在晋冀豫和山东这样做，显然是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尽最大忍让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不必要激化，以免分裂。但由于阎锡山在1939年底发动“十二月事变”、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部秦启荣连续制造反共惨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国民党对中共的压迫和摩擦已越来越尖锐，中共已然无法回避和忍让。当在晋冀豫和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统一政权以便应付严重危机成为迫切任务的时候，与党委所对应的行政政权组织便建立起来了。这样，区委及其对应的军政组织和参议会组织的相继设立，使得省级“区制”形成了战争时期的常态化机制。这一机制，在随后的发展中成为中共各抗日根据地省级体制的主体。
中共把抗日根据地的冀豫晋省委等能顺利地相继改制为区委，亦不排除在既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对既有组织系统的路径依赖选择。因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创设省委制以前，就已普遍设置了区委制。也就是说，中共的省委制是从区委制发展而来的，当省委制面临改革时，路径的选择很容易把原来的“区委”作为选项。此外，更为现实的是，在延安，中共已有公开的陕甘宁边区这个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的与省同级的“区”的标本。与陕甘宁边区相类似的晋察冀边区，也是经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和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同意并批准、以“区”为单位命名的省级样本。“区”已经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政权机构，省改区相对容易得到国民党方面的接受与承认，有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省委改区委的制度改革，既体现了中共在维持独立自主抗战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又体现了中共在特定时期既坚持发展抗日根据地，同时尽力妥善把握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智慧。
四、结论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省委改制，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第一，中共的省委改区委制，体现了特定复杂背景下“但求实际，不求虚名”的特点，为自身的早期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省委改区委是中共在全民族抗战初期的一次重要制度变革，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共对国民党尤其是阎锡山作出的让步，这为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时机，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来。洛甫（张闻天）指出：“统一战线内部（两党合作）是不平等的……而力量上的不平等，也就产生了合作上形式上的不平等”。因而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自我优越感，同时由于双方过去长期的斗争以及在抗战中双方都有武装和政权的事实，使得相互间存在着防范与警戒。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实事求是”，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做到了“应善于隐蔽自己的力量，不要太突出。要在别人不注意中，警戒疏忽中发展自己”。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地改省委制为区委制，正是中共这样一种思想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灵活运用。
第二，中国的全面抗战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中共而言，就是要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承认现有的政治体系及其行政区划的状态。如果中共在抗战发展的初期阶段即在抗日根据地自行建立省的行政机构，那就等于公开与国民党建立近于对等的国家地方机构，那既是国民党中央政权所不允许的，也是处于同一地区的国民党省级地方当局所不会允许的。那样，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面临严重的风险，对于中共自身的发展也必然造成很大困扰。但是，中共出于坚持抗战和维护自身发展的需要，又必须在敌后建立并扩大抗日武装及其根据地，必须具有抗击日本侵略、“扫荡”和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进攻的坚强力量。基于此，中共选择了将抗日根据地的省改为区的制度改革办法，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困境和矛盾。历史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及时的、必要的，也是成功的。这种改制为中共抗战力量的早期积蓄创造了较好的氛围，使得中共力量在全面抗战初期迅速发展与壮大，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成为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中流砥柱。
总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省委制改为区委制，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改革。事实证明，中共的这一改制是成功的，它既保持了内部运作的稳定，又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外部发展的环境，从而为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发挥出了重要的制度价值，功莫大焉。
（作者：张勇，平顶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访问学者；翁有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于《河北学刊》2023年第5期，第204-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