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抗日救国教育、报刊媒体、节日纪念等社会动员方式，唤醒儿童抗战意识，使儿童不仅仅是直面国破家亡等现实苦难的“小国民”“小难民”，更成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儿童以多种形式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他们在战火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增强了国族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全民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儿童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成为受害者，被日本侵略军残暴杀害。另一方面，幸存的儿童，有些沦为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亡国奴；有些离乡背井，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逃难，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有些失去父母呵护，成为流浪儿，尝遍人生各种辛酸的“小难民”……战争、流血、死亡、疾病、饥饿、恐惧、贫穷、失学成为饱受煎熬的广大儿童不得不面对的悲惨现实。因为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等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所以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起了国事家事，有些人还不失时机地寻找与父兄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为逝去的亲人报仇雪恨的机会。在抗战时期，中国儿童从“小国民”不幸沦为“小难民”，进而变成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战士”，在拥有不同主体身份的同时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中国抗战作出牺牲和贡献，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儿童学习的榜样。早在抗战时期，世界学联代表团就曾“谓中国儿童之有组织的参加抗战，实可供诸世界儿童学习”。
然而，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抗战儿童团、战时难童救济、儿童抗战游戏、战时儿童教育等方面，对于儿童如何在天真烂漫的年龄被迫沦为命运多舛的“小难民”，并迅速成为救国救难的小战士，鲜有关注。因此，本文拟重点探究“儿童”这一群体在中国抗战中的处境及其应对，揭示他们如何从少不更事的战时“小难民”转变为抗战救亡的“小战士”，并重点考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社会动员和组织建设与儿童抗战观念及行为之间的联系。
一、儿童：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
九一八事变后，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被日本侵略者强行卷入战争的漩涡，不得不承受各种灾难与不幸。原本需要国家和家长呵护的幼小生命，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并被赋予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蒋介石就直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其中就包括广大儿童。
被寄予抗战厚望的儿童，究竟该如何界定呢？从年龄来看，儿童社会学通常是把0—14岁的未成年人统称为儿童。在抗战时期，对儿童年龄的划分并不统一。1931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中央局正式通过的《团中央关于儿童运动决议案》中，将儿童的年龄界定为8—14岁。1938年，在国共两党合作后成立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率先通过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抗日儿童团组织大纲》中，宣布其所领导的儿童组织为抗日救亡儿童团，吸纳的“儿童年在7岁以上，16岁以下”。1940年，晋西北抗日儿童团组织简章将儿童团员的年龄规定为“7岁以上13岁以下”。1944年，山东省抗日根据地将儿童团年龄限定在7—15岁。可见，儿童年龄的界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一定差别。本文所研讨的儿童年龄为7—16岁。
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儿童人数在7000—8000万，其中包括大量难童。七七事变后中国难童约400万人，一时间，“九江、安庆、京汉线、京浦线、浙赣线、陇海沿线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及内地，到处可见流浪的儿童，他们成了战争灾难最惨的受害者”。难童群体的内部构成较为复杂，从设在后方的儿童保育院接受前方难童的登记，即可见一斑。据统计，曾在校读书的儿童占比最高，其次为流浪儿。
这些难童不论之前做什么，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是否幸运地得到收留，都亟待社会的救助与关怀。这是国共两党领袖的共识。为了更好地“集体育儿，养教并举”，周恩来在1938年初就发出倡议，得到国民党军政大员及社会贤达的支持。同年，宋美龄在《谨为难童请命》中指出：“难童……是未来中国的壮丁，也就是支持国家实力的一部分，我们怎能够任他们去流浪，变成乞丐，变成匪徒，变成嗷嗷待哺的饿殍？”中国共产党不仅呼吁国人“对流亡全国的受灾儿童，必予以适当收容与救济”，而且坚定地认为难童不仅仅是等待救助的弱势群体，更是中国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邓颖超还和宋庆龄、李德全等妇女领袖一起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该会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救助儿童的社会团体，其宗旨是“抢救民族后代，培育无家可归的难童健康成长为抗日建国的力量”，以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等5名中共党员为常务理事。随后，该会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并迅速形成每集中300至500名儿童就“向后方输送一次”的工作机制。抗战时期，该会在全国16个省及香港地区成立了分会以及50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抢救并收养了近3万名难童。在陕甘宁边区，中共相继创办托儿所、保育院。据1945年统计，边区幼儿教育机构已发展到90多个，保育儿童2110多名。其中，寄宿制托儿所、保育院儿童1180多名，全日制托儿所儿童930多名。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亦建立起育儿院、保育院等幼儿教育机构，并取得一定成效。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儿童救助所提出的思想主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再仅限于抗日根据地，也波及国统区，甚至在沦陷区亦秘密传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还积极争取国民党要员的支持和参与，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收到一定的效果。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儿童事业一贯重视，早就提出一系列思想主张，并积累了许多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即认定被压迫的无产儿童为一支能改造现实中国腐朽落后面貌的真实阶级革命力量，阶级革命的儿童观初见端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1921年8月16日发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以党的领导机关名义阐明组织劳工儿童，启发儿童的阶级觉悟，参加反抗压迫斗争的必要性。这直接促成了安源儿童团在1922年的成立。此后，各地的儿童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建立。1924年9月，李大钊发表《上海的童工问题》，号召社会关注儿童，“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团体”解救儿童“于黑暗生活中”。由此观之，中国共产党关于儿童工作的思想主张，建立的团体组织，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凝聚起较为广泛的社会力量，为抗战时期有效地对儿童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和动员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对儿童的抗战动员
抗战爆发后，作为民族新生力量的儿童，成为中国共产党关注的焦点。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共青团中央为上海事变致各地团部的信》号召儿童参加反日活动，并要求在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中组织儿童队。同年5月，共青团满洲省委首次在盘石发动中朝民众反日示威。在示威中，童子团尤为勇敢，从而拉开了儿童有组织地开展抗日活动的序幕。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儿童越来越多地参与各地的抗日斗争活动。
这一时期，儿童不仅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被赋予很强的文化象征意义，而且被视为抗日救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国家、民族未来的主人翁。毛泽东就发出号召：“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周恩来也特别强调，“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孩子们的抗日救国要和大人联合起来，要发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建设新中国”。陈毅亦表示：“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意做儿童的良友。”中共中央领导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机关刊物甚至还提出了战时小学儿童训练的目标：“培养儿童民族的和社会的意识，学习抗战的理论和技能，提高政治的水准，坚强抗战的意志，在抗战建国这一国策底下，训练儿童成‘战士’，成一个‘建设新中国的健练工作者’，来参加抗战，来完成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建设自由平等幸福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诸如实施抗日救国教育、利用报刊媒体进行舆论宣传、纪念“四四”儿童节、树立儿童抗日榜样等诸多举措，面向儿童进行抗战动员。这样既掌握了话语权，又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塑造了儿童抗日小战士的形象，极大地凝聚了儿童抗战的决心和力量。
开展抗日救国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儿童进行抗战动员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特色。在抗日根据地，儿童使用的教科书、课外读本以及儿童刊物等都直接服务于抗战。连儿童的日常生活空间，包括学校的校门、校道、教室等校园环境都被充分利用起来，甚至连学生宿舍都被纳入抗战动员的范围。除了“悬挂‘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卧薪尝胆’等警惕标语”，历史上勇于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祖逖、苏武、蔡公时……等名人遗像”也都出现在学校等公共场合，让儿童随时可见。借助环境的营造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将抗战动员融入儿童的学习生活和精神世界，使儿童的日常生活与抗战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接受抗日救国教育即为战时儿童最为重要的生活内容。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儿童抗日救国教育，认定这是坚持长期抗战并夺取最终胜利的有效保证。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论新阶段》报告时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应该把“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作为全民族抗战的紧急任务之一，并且要“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同时“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至于小学抗战教育方针，“应依据边区国防教育宗旨及实施原则，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这与国统区的抗日救国教育形成互动，对儿童均产生了一定的重要影响。在抗日根据地，教师在教室内外大讲抗战，号召学生杀敌、保家卫国，充满热情的儿童不免热血沸腾，努力做好坚持抗战到底的各项准备。同时，中共还不断地参与由国民党主导的小学童子军教育。在国统区，教师主动宣传抗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年仅13岁的梅爱文便在强烈的抗战氛围中公开反对父亲梅思平的汉奸行为，并表示与其划清界限，加入抗日队伍。
尤为难得的是，中共在抗日游击区和靠近敌占区的地方设立了一些抗日两面小学和隐蔽小学，以消解敌伪对占领区儿童实行的奴化教育。前者表面上贴着“大东亚共荣圈”等标语，用敌伪课本，专门应付敌伪的检查，实际上却在使用抗日课本，实行抗日救国教育；后者又叫“地下学校”，主要分布在敌伪控制得比较严密的地区，即便敌伪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在隐蔽小学内仍不失时机地传播抗战的思想主张，以便在儿童的心目中保留爱国、救国的火种。这两种学校及其实施的灵活多样的抗日救国教育，使仇日爱国的思想不同程度地植入儿童的心田。
利用报刊媒介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励儿童投身其中，这是中国共产党鼓励儿童参与抗战的最重要的舆论宣传方式之一。据统计，抗战时期的儿童期刊约有90种。其中，中共创办的儿童报刊不在少数。如《东南儿童》便是由杭苇和陈怀白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创办的。在“省内某县的一所小学甚至还禁止儿童参加校外的救亡运动”的情况下，该刊为了避免儿童“被遗忘”，遂在公共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抗战宣传。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年仅14岁的范政组建中国救亡剧团，并到境外宣传抗日。回国后，他编辑了一套《儿童抗战小全书》，其中包括《儿童抗战故事》《儿童抗战歌曲》《儿童抗战歌谣》及儿童舞蹈、儿童短剧、儿童绘画、儿童诗歌、儿童谜语、儿童游戏等20余种，寓教于乐，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此外，新安旅行团编辑出版了《儿童生活》《苏中儿童》《江淮儿童》《儿童画报》等刊物。1943年7月，为击退日军“扫荡”，《儿童生活》还发动了“十万儿童签名运动”。抗战胜利前夕，新安旅行团的儿童团员达到18万人，超额完成中共交办的任务。可见，通过儿童期刊对儿童进行抗战动员，能更好地激发和调动同龄人的抗战热情。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媒体传播方法，也是中共进行儿童抗战动员的成功经验，使成千上万的儿童既是中共抗战动员的接受者，还是参与者乃至组织者。
这与国民党在国统区利用媒介宣传抗战、社会动员及其所产生的效果形成鲜明对比，耐人寻味。国民党虽然也向儿童灌输抗战的斗争精神，规训符合党国意志的理想国民，但大多是以训导者的姿态出现，逼迫儿童和读者硬性接受，效果不彰，以至于最后不得不采取强制的手段，抓壮丁入伍。而中共在抗日根据地一般都会灵活多样地进行舆论宣传，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各界人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抗战觉悟，进而借助参军光荣、杀敌立功的舆论宣传，使人们踊跃参军、抗战。在国统区，中共也会在儿童中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吸引儿童参与中共领导或国共合作组织、建立的抗日救国团体及活动。其中就包括儿童抗敌工作团、儿童旅行团、儿童救亡剧团、歌咏队、舞蹈队、宣传队等，以沿途宣讲、戏剧表演、贴大字报、唱歌、跳舞、演讲等方式，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暴行，宣传抗日救国的理念，同时还因地制宜开展学习、生产、站岗、锄奸、战地服务等活动。
实事求是地说，国共两党借助媒体进行抗战动员的效果明显不同。那么，中共究竟采取了哪些宣传策略而取得较好效果的呢？首先，中共将媒体作为自身与儿童精神沟通的平台，尽量满足儿童年龄段的心理需要，为帮助他们解决战时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必要服务。因此，儿童和读者极易感受到中共创办的媒体不仅内容丰富多彩，非常贴心，而且关切他们的各种实际需要，如抗战时事与常识的普及、国民政府的抗日主张与政策的宣讲、抗战英雄事迹的传播等。这既有助于促成儿童对战争的基本认知，调动儿童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情绪与抗战热情，又有利于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进行抗战的准备，字里行间无不充满了对儿童参与抗战的鼓励与支持。
公开纪念“四四”儿童节，是中共将儿童纳入政治话语的重要方式之一，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儿童群体的关心和爱护。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号召要把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于是，动员儿童参与抗战成为中共的一项重要使命和长期任务。然而，儿童毕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低龄化、独立性差、社会意识不强等群体特征。公开提倡和组织儿童节日纪念活动，就是要将儿童纳入公共视野，这也是组织、开发儿童中蕴藏的抗战力量行之有效的方式。换言之，纪念话语是政党开发节日价值的一种尝试，也是向社会各界人士传达其政治意图的有效方法。1939年，中共在《“四四”儿童节工作报告》中指出，儿童节纪念大会的宣传内容包括：“1.儿童节的意义，尤其是在抗战中，尤其是敌后抗战儿童节的意义。2.敌人欺骗诱惑儿童的政策，玩弄儿童的事实。3.敌人屠杀儿童的实况，及沦陷区儿童的非人生活。4.在抗战中儿童应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工作。”此外，中共还准备了多种宣传单和儿童纪念册。
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利用节日开展社会动员，以抗日民主政权的力量引领节日文化的方向，发挥教育民众的作用。在纪念“四四”儿童节时，中共党组织和边区政府一般都会“表扬儿童模范”。这些儿童模范往往是中共各级领导机关根据管辖范围内年轻人学习、生产的积极性，以及带领儿童工作的领导能力等情况选出的。其中，最光荣、最模范者莫过于参军抗日。这样，参与节日纪念活动的儿童及其家庭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共进行的抗战宣传与动员。如阜平一名抗属在参加1942年晋察冀边区儿童节纪念大会后深有感触地说：“真沾，怪不得说儿童是新中国的主人！真是一点也不差。”有的民众也纷纷表示：“儿童真不简单。”这对于在社会上树立中共的抗战形象，增强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共抗战主张之理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抗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榜样，由于具有特定历史时期所需要的品质，凝聚着人们所向往的理想人格和言论行动，往往会成为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经由节日纪念大会上受到的表彰，拥有模范等光环的儿童，一时间成为同龄人竞相模仿的榜样。这一时期，利用儿童模范等名人效应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些榜样、模范的形象，中国共产党还充分运用儿童文艺宣传队的生动宣传以及媒体的广泛报道等方式，以取得最佳效果。儿童文艺宣传队对英雄形象的宣传与表演，尤为符合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而且深刻影响了包括儿童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人生观、价值观。
显然，儿童英雄、榜样的宣传是一个影响儿童认知的过程，并型塑了儿童的集体意识。在“边区儿童每人都是抗战中的好汉”等标语口号以及由抗日宣传画等营造的社会氛围中，中共不断适时地将政治理念转化为社会共识，促使包括儿童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由被动抗战向自觉参军抗战转变，全面培养儿童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全民抗战意识。毋庸讳言，中共在抗战时期对儿童采取成人化的培养方式，是一种超越年龄因素对儿童精神世界的有效干预，以达到规范儿童行为模式的目标，应对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生存考验。从全民抗战的角度来说，此举本无可厚非。在成人化的趋势中，面对抗战危局，儿童早已告别被家庭宠爱的环境，时刻准备着以各种方式抵抗入侵之敌。“一种实践道德、服务抗战的机会，让他们小小的年纪便浸润在社会生活和民族意识中”，经受着惨烈和残酷的战争考验。
三、小国民和小战士的成长
实际上，儿童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都是弱者，都需要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佑护。这种“弱”，明显体现在儿童的身体和心智尚有待成熟。在中国传统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道政治方程式，需要国人穷其一生来解答。因此，它对于儿童的成长当具有牵引作用。在抗战时期，由于强敌入侵，致使很多儿童失去了家庭，“齐家”无从谈起，只能投身“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潮流之中。所谓修身，有“克己”之意，是“客我”与“主我”之间的互动，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国”可理解为放大了的“家”。当这些儿童在战火中失去了“家”，直接进入弥漫着炮火硝烟的战场，与成人并肩作战，残酷的战争环境始终在考验着儿童的身体和心理承受力。日本侵华战争一度使众多中国儿童成为“分散的”“异质的”“不确定的”个体，但经过中共主导的组织化管理，被纳入抗战组织，成为“有组织有训练的儿童”，形成“直接参加抗战的一部分有力的力量”。于是，“幼稚化”“游戏化”的儿童迅速经过成人化、社会化，迅速变为“缩小的成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关键是成千上万的儿童目睹了国破家亡的人间惨况，失去了正常生活、学习的条件与可能，成为中共抗战宣传和组织动员的受众群体。在中共的舆论宣传、抗战动员中，儿童作为小国民和小战士的身份、地位已经逐渐形成，儿童的主体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儿童的政治意识反映的是儿童自身对政治生活的自觉与关注。”因此，在抗战时期儿童自主参军保家卫国的范例层出不穷。儿童的政治社会化愈发成熟，由单纯消极被动的社会化对象逐渐转变为以自身政治观念和行为影响他人的政治社会化的主体。例如，年仅11岁的史中水带领4个10岁左右的同伴，瞒着父母，自己做主，参军报国，并坚持认为“难道抗日还要父母批准吗？”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在采访中发现，边区的儿童红军中大都是“自己做主参加红军”的。这些北上抗日的儿童，从家中跑出来，成为不再依附父母和家人的“独立”个体，变成抗日小战士。从儿童到公民，一般来说要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程。在卢梭看来，这不仅是由于人天性中的自爱心发展转变为怜悯心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也由于理智的觉醒与成熟需要等待。然而，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关头，在中共的全民族抗战动员下，缩短了这一过程和等待时间，促使儿童迅速“长大”，其与“成人”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他们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期待与民族道义于一身，背负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厚望与重托，与成人一起承担起抗日重任。为纪念1939年的儿童节，《抗敌报》副刊《老百姓》推出纪念专栏，明确指出，儿童身上具有成人的力量。在该报的社论中，特别强调边区儿童在某种意义上是和一切成年的国民，执行着同等的抗战工作。由此也可以找到中共抗战动员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效果的密码，即广大儿童由原本只知有“小我”开始在心中滋生了“大我”，敢于在抗战需要时挺身而出，抗击日本侵略者。
实际上，不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抗日根据地，儿童群体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目标。“你如果问他‘你大了做什么’时，十之八九会回答你：‘我大了打日本鬼子。’”包括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童，在发表各自对抗战的见解时，亦知“我对于战事，非争取最后的胜利不可”，“假使把汉奸消灭干净，中国自然能得到最后胜利”。1940年纪念儿童节时陕甘宁边区组织政治测验，虽然儿童的最大岁数不超过14岁，但都毫不犹豫地答出打日本救中国的大道理。这一点，令日本侵略者感到恐惧，松冈洋右就曾说：“中国最可怕的是那无数充满抗日思想的儿童。”
抗日根据地的儿童能显现出英雄本色的关键，与中共抗战宣传和组织动员不无关系。在中共领导下，很多普通家庭的父亲、母亲送子参军。例如，沂水县朝阳官庄村的王步荣听说二儿子在战场上为国光荣捐躯之后，又将年仅14岁的小儿子送上战场，并带动整个村庄出现母送子、妻送郎参军的感人场面。陕西兴平县的张军于14岁参加抗日队伍，其父知晓后，特地前往部队看望，并坚决支持其子的人生抉择：“孩子的路走得对……这一辈子都要跟红军走，跟共产党走。”当家长舍不得孩子参军，持反对态度时，有些儿童则想方设法，机智而巧妙地踏上抗战征途。1941年，15岁的小战士张光辉报名参军时，就遭到家长的强烈反对。“死活不放我去，我只得暂且支支吾吾，暗中等待时机。拖到四月份后，天气已渐暖和。有一天我便借口到外面站岗，带上棉袄和鞋子，瞒过双亲一气跑到八里外的庞家庄，到正驻在那里的抗日政府报了名。家里人见我一夜未回，耽（担）心出事，全家分头四处寻找，村党支部这才向他们通知了我已报名参军的事。第二天，我的三叔赶到庞家庄，先找我絮叨了许多当兵如何如何危险的废话，见我不理他，又找到组织上要求放我跟他回去。组织上表示完全尊重我个人的意见。三叔知道再说也没用，才气鼓鼓的一个人回去了。”
毋庸讳言，并不是所有的儿童都态度如此坚决地参加抗战武装。如张光辉参军后，在躲避敌人“扫荡”撤离村庄，上山隐蔽并躲进一间凋敝地屋时，他同村的一位同学找来，本打算报名参军，“到此一看才知道八路军原来是份苦差事，结果只在地屋中待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跑回家不干了”。但在“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抗战时期，没有参军的儿童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支持着这场民族战争。他们的国族主义与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刘胡兰、王二小般的儿童英雄不断涌现。战争不仅改变了儿童个人的成长轨迹，也改变了民众对儿童群体“没有力量”“不能”且“不该”参加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传统认知。值得肯定的是，儿童的自主参军意识和国族观念并非随着抗战结束即消失，而是在中共的组织动员下，延续至解放战争时期。如《鸡毛信》中海娃的原型秦玉根、安定苏区儿童团队长阎六等，皆是典型代表。
至于那些失去父母沦为孤儿，或者缺失亲人陪伴的儿童又是怎样走向抗日战场的呢？美国学者普拉姆（M.Colette Plum）认为，战时大多数的儿童都不清楚他们的父母是否还活着。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直接受害者，这些儿童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和敌人的凶残。他们虽然年幼，但已具备一定的社交认知和共情能力，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给希望和平生活的人们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尤其是目睹家破人亡等一系列悲剧之后，他们的恐惧、无助已经没有家长或家人为自己排解，只能默默地将痛苦、悲愤埋藏在心底。这种压抑已久的悲愤心情，经中共抗战动员的启示后，迅速地上升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感，转换为抗日救国的动力。例如，在经历丧父丧母之痛后，延吉县年仅9岁的金今（锦）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加入儿童团中的文艺宣传队，跟随抗日游击队进行抗战宣传。儿童团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组织建立的儿童组织，承担起抗日宣传、侦察敌情、捉拿汉奸、站岗放哨、运送情报等任务。后因抗战需要，儿童团也开始实行军事化管理，团下设营、连、排等。在抗战艰苦环境下，他们得到锻炼和成长。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军队中涌现出许多抗战小英雄。不少八路军小战士在对日作战中表现英勇，不怕流血牺牲。如1943年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警卫连战士陈永福，曾孤身一人在敌占区据点斩杀多名日军军官和特务，最后一次潜入敌占区执行任务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16岁。新四军中还有所谓的“小鬼班”，直接参加对日伪军的作战。较为著名的是新四军第4师第9旅第26团“小鬼班”参加了朱家岗战斗。这个“小鬼班”是由新四军收留的20多个淮北儿童组成，单独编成第2营4连3排9班。他们在老战士的带领下，凭借屋舍、壕沟的掩护同敌人厮杀，打退了敌人在东南圩门外10次以上的冲锋。“小鬼班”作战英勇，表现出抗战将士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战斗作风，以及中华民族与入侵之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气概。
四、结语
全面抗战的爆发打破了家庭与社会、儿童与成人等一系列固有界限，进而重新建构起个人乃至群体的主体身份。不甘忍受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各种苦难的儿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离开家长、家人的庇护，均以其实际行动响应中共抗日救国的号召，以多种形式参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活动，为建立与巩固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努力和贡献。这足以证明中共对儿童进行抗战动员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通过抗战动员，中共成功激发了儿童的爱国之心，强化了其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使之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洪流，参加各抗日组织和儿童团，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儿童原本需要成人百般呵护的传统形象与抗日战争中英勇无畏的表现之间出现的巨大反差，远远超出传统儿童天真幼稚的形象，加之儿童节庆活动对儿童集体力量的展示，中外人士对中国儿童抗战的认知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变。这种源自战争毁灭人性的创伤性体验不仅促发了儿童的个人或集体感知，更让儿童从战火中走向新的成长之路。因此，儿童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宣传的重要受众群体。换言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儿童所进行的各种抗战活动，既是儿童群体的自我期待，也是全民族的共同时代呼唤。可见，面向儿童的抗战宣传，成为抗战时期中共保护儿童生命健康、唤醒其主体意识的强大精神连接纽带——儿童是个人、家庭、学校、国家与社会实现抗战胜利的一大连接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抗战宣传的有效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儿童与成人一起共同面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承受战争创伤，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下，勇敢地承担起与成人相同或类似的抗战责任——其国族意识和主体意识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迅速形成，以幼弱之躯担负起民族大义，浴血抗战，在战火中走出成千上万的“小战士”。儿童的社会化与成人化是抗战时期儿童群体的一大特征。
（来源：“河北学刊”微信公众号。原文载《河北学刊》2022年第4期，作者：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庞少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
